近两个月,医院可谓不平静:“缝肛”事件;“10万元治疗方案、8毛钱解决问题”事件;同仁女医生遇刺事件……医患双方的说法,大相径庭。就具体事件而言,是非并不难辨,不日就会尘埃落定。然而,医患之间渐成怨偶,猜忌攻击、侵害不断,却是我们必须格外重视的。
事实上,如果不从制度上有所改革,理清权利归属,使医患各得体面,那么就很难遏制各种“门”的开启,无法恢复救死扶伤的本义。毕竟,医患关系闹到如此不可开交,并非医患双方相互抱怨所谓“医生无良、患者恐怖”就可以解释的。现实可能恰恰相反。
先说患者,他们往往很无助。在进医院门之前,他可能已经辗转赶了千百里,勉强在小旅馆住下。在天光微亮时,他就得去挂号处排队,而且未必能够成功。看病情的缓急,他也许得明后天再来,也许得向号贩子“求援”。挂了号,他得继续排队,前头的病人望不到边。
好不容易挨到了,熬着身躯的疼痛,他小心翼翼挤出笑脸来:“医生,您看我这……”医生甚至都没有瞧他一眼:“你去做个检查再说。”他就又得去排队了。如果检查回来的消息不错,医生三下五除二写了方子,他就得去拿药了。几个小时的折腾换来不到几分钟的诊治。药房门口也是长龙。他早已焦躁不已。交钱时心里一哆嗦:这么贵!不禁要骂娘。
如果检查出来的结果很差,是大病,要手术,他马上脸就灰了:这得多少钱呢?卖头牛也不够吧,或者半年的工资总是要的。想起一些故事,他更加害怕:医生要是不负责任,把什么东西拉在我肚子里怎么办?于是,他通过给主刀医生送红包来买踏实。
终于出了医院的门,他觉得这一路不但受尽了折磨,而且有被鱼肉的感觉。回去之后,他对医生就没有什么好话讲。
再说医生,也很委屈。和欧美的同行比,他的劳动强度极大。他一天要看上百个病人,相当于欧美同行一周、一月的工作量。他没有时间听某个患者的倾诉,因为后面还有几十个人在等着。另外,常年技术至上的熏陶,使得他更喜欢用手术刀说话,而不是用眼睛微笑。他经常值夜班,节假日也难得休息。他还要终生学习,以免拿不到执业资格。
他如此的辛劳,换来的账面工资却很微薄。看到从政的同学、经商的朋友,他惭愧万端;面对老婆、孩子,他心生歉意。他不禁也要骂娘:全世界的医生都是收入很高的群体,为什么偏偏中国是这个样子?这5年、8年的医科,难道就值挂号的几块钱?真是白读了!
药商深知医生的苦恼。他们用甜言蜜语、美食金钱诱惑着他。有时候还以学术的名义,无孔不入。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药商央求他多开药、开自家的药。慢慢地,他也相信这是应该得的,只要能治病,这也许没什么不可以。
可是,一旦这么做,他就上了道德的审判台,随时都有被大众批判的可能。有时候,连政府也打击他:你这是搞商业贿赂嘛!这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他总认为自己是某种东西的替罪羊。全社会都对不起他。这种情况下,让他如何充当白衣天使?
这些无助,这些委屈,堆积在那里,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燃——那就是病没治好,或者人死了。医闹十之八九由此而起。实际上,只要病治好了,患者一般不闹。往往人才两空的时候,就再也无法忍耐。医生怨怼患者,发生纠纷可以走法律途径啊!可患者担心,法律很难帮到他。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都是卫生系统的人,能向着患者吗?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一些患者选择诉诸于最原始的力量。
虽然在就诊和法律上,医生处于强势,可是一旦患者“暴力”了,医生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医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多数时候会息事宁人,赔钱了事。这更加重了医生的不公平感。
今天,卫生部要求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专家全力救治受伤女医生,密切配合有关部门严惩凶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于前者或许不难,凶手当天即被抓获;于后者却不易,如同前文所述,不从体制上动脑筋,此类事件很难不再重现。问题是,体制却不是北京市卫生局能定的。
目前看来,理顺医生的收入机制是当务之急。一个社会无论如何不能穷酸了医生和老师,更不能让他们拿不义之财。让收入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让医生通过自己的技术致富,这是正当的也是必须的。当然,患者权益的保障机制也要真正建立起来。医院“以病人为中心”的横幅管不了事儿。医生应当学会尊重患者。其处方权也该得到有效的监督。要知道,有规矩才有自由。在监督过程中,医生也得到了最大的保护。
唯有当患者不恐惧,医生不怨恨,前者以性命相托,后者救死扶伤,才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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