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大城市的市民经常会感到城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修车摊不见了,街边小吃摊没了,工地也都停工了,“那些看来已成为城市一部分的外来农民工,似乎并不真正属于城市,为什么他们不能永久留在城市?”这个在一般人眼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却成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四学生徐玏和他同学的研究课题。
今年寒假,徐玏约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开始做这个课题,落脚点放在了社会保障和耕地制度的联动改革上。这次,他就带着这个课题来到了“挑战杯”赛场。
“户籍制度是外来农民工实现永久迁移的最大桎梏。即使外来农民工能在大城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户口问题不解决,他们无法获得与户籍挂钩的相关权利与社会保障,就无法真正在大城市安家落户。”徐玏和他的团队发现,“由于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个人化程度很低,农民无法通过流转土地获得进城长期居住的资金,永久迁移的能力受到限制。此外,永久迁移至大城市就必须放弃家乡的耕地,这也使得耕地成为了永久迁移的成本。”
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徐玏和团队开始进行实地调研,地点选在中国最大的农民工流入城市之一——上海市,调研的题目是《上海市外来农民工永久迁移的意愿调查》。
从今年2月到5月,徐玏的团队在上海的8个区发放了576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00份。调研先根据“是否希望一直留在上海”,界定永久迁移意愿和非永久迁移意愿,再从人口基本特征、经济情况、社会生活特征和融入程度指标四方面,调查在沪农民工的生活状态。
由于外来农民工大多集中在郊区或城乡结合部,调研刚开始并不顺利,“有些讲方言的,甚至都没法交流。”徐玏说。不过慢慢地,这些大学生逐渐学会了如何和外来农民工打交道,而且深深地被外来农民工的朴实、乐观所打动。
经过调研,徐玏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结论,男性的永久迁移意愿与婚姻状况无关,而未婚女性的永久留沪意愿高于已婚女性;相对于初中及高中学历的农民工而言,小学及以下学历和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都表现出更强的永久迁移意愿;低技能劳动力的永久迁移意愿强于高技能劳动力;觉得进城后自身地位变化(提高或降低)越明显的人越希望永久迁移至上海,等等。
有了大量的调研结果作为基础,徐玏和他的团队采用数理分析方法考察各因素对于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较高的融入程度以及今后让孩子留在城市的意愿促进了永久留沪意愿。此外,教育对于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呈V型,“就是最高学历和最低学历的人群更愿意留在上海”。
而这个项目的最大创新之处,徐玏觉得,就是采用了multinomial logit方法着重考察了耕地因素,发现耕地对于迁移意愿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以往分析农民工迁移的文献,将迁移分为永久迁移和循环迁移,“土地对于进城农民工而言,不愿意种却也不愿意放弃,因为土地虽然不能带来多少收入,却可以在失业时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这种抵御风险的保障功能,会促进农民工向城市迁移,即促进农民工从不再迁移转向循环迁移”。
然而,土地很难通过流转完全变成资产,进而成为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本钱,而且一旦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就必须无条件放弃土地。这种“带不走”的特点又决定了有土地的农民工如果想继续保有土地,就不可能永久离开家乡,也就不可能永久留在城市,于是“土地又抑制了农民工从循环迁移转向永久迁移。”
徐玏认为,课题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耕地在影响迁移意愿方面的两分特性,“一方面,耕地作为农民工的潜在保障,确实提高了农民工抵御外出务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能力,这使得有耕地的农民工更愿意迁移到城市务工;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对耕地不具有产权或物权,没有办法按意愿处置耕地,使得耕地成为‘带不走’的东西,进而成为农民工永久迁移决策时的成本,相对于永久迁移而言,有耕地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循环迁移。”
徐玏认为,耕地流转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同步进行,便能促进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又从循环迁移转向永久迁移,最终推动城市化进程,“户籍或与户籍相关的社会保障和耕地的联动改革将是一种兼顾耕地两分特性的政策选择”。
在实践中,由于提供社会保障的是城市政府,徐玏认为,耕地和社会保障联动改革必须考虑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博弈,“有耕地收益的激励,政府才愿意提供保障”。根据徐玏团队的结论,政府如果不先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农民工进城后面临的风险,农民工很难向城市迁移,更不愿意放弃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无法通过耕地流转或征地受益。“由此可见,先社保、后弃地是联动改革的必然顺序。”
而关于户籍、耕地联动改革,徐玏团队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政府在农民弃地过程中受益的方式不仅限于征地,更可以采取分享耕地流转收益的形式。“当城市为农民工提供的保障体制得以健全,农民不再需要用耕地来抵御风险,而配合以完善地权的政策将使得已经开始大规模流转的农地收益大大提高”。
在此基础上,政府便可以通过获取农地股份等形式,更好地分享耕地流转与增值带来的收益。徐玏认为,这一政策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可以避免挑战耕地红线。
本报大连10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