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易“媒婆”难撼传统科研体制

    10月18日，德国慕尼黑，苹果商店的窗外出现了一个用便利贴制作而成的已故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画像。

    CFP供图

    “我们给国内所有可能感兴趣的3000多家企业挨个打电话问，还是没一个人想要你的东西，这样的‘成果’做出来有什么用？”面对一些只能当摆设的科研成果，中国技术交易所（以下简称“中技所”）总裁郭书贵难以压制内心的怒火。在中技所挂牌两年之际，他邀请部分媒体会谈中技所两年来的工作，“成绩单”上的数字很漂亮，郭书贵却一点也不轻松。

    作为将技术和资本对接、供应和需求衔接的第四方平台，中技所一直被比喻为技术交易市场上的“阿里巴巴”。而在技术交易这一行为的背后，让科研不再只是写论文评职称，让科研真正用于市场和企业……外界对其撼动传统科研体制的可能性更为感兴趣，也充满着期待。

    这对中技所来说是一种压力。郭书贵十分清楚中技所的定位，单凭中技所一己之力完成这样的国家战略并非易事，这就好比之前并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平台，现在渐渐有了，但是，如果市场供给方即科研人员的产品到不了市场或没有人买，这种交易仍难以顺利进行。

    一些应用性研发的项目本是瞄准产业和企业，但如果做出来没人要，便等于“血本无归”。让科研人员动起来，做市场需要的产品，郭书贵首先要做的便是搭建一个更为充分的交易市场平台。

    在技术交易过程中，任何一家机构都有自己的渠道和资源，但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郭书贵将这些交易机构比喻成婚介所或者媒婆，张媒婆认识5个小伙子，李媒婆认识6个姑娘，当张媒婆认识的小伙子看上李媒婆认识的姑娘，由于同行相妒，两边很难联系上，结果，“婚事成不了，喜酒喝不上”。而郭书贵作为第四方，牵的恰恰是两个媒婆的线，通过合作机制促成姻缘，媒婆也可以拿到喜钱。

    “一项技术可以运用到多个领域，一个产品或许需要多项技术支撑。”郭书贵说，通过在“张媒婆”和“李媒婆”之间的牵线搭桥，可以把更多的“大姑娘”“小伙子”的信息汇集起来，让市场双方充分了解“行情”。

    2010年，北京技术市场全年输出各类技术合同50847项，成交额突破1500亿元，占全国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比重达到了40.4%，位居全国第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亿元大关，达到1232.80亿元，占全市的78.05%，占全国的31.6%，居全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之首。

    整体上看，市场进一步充分化的成绩单很漂亮。但郭书贵知道，高校、国有科研单位等体制内单位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远没有那么乐观。据一些人士透露，一些国家重点支持的科研项目转化率还不足1%！

    项目未能转化并非都因为没市场需求，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部分科研人员对市场的认识不足。科研成果是有需求的，但研发方没有做好“出嫁”的准备，企业方也难以“迎娶”。

    郭书贵记得，国内某研究院所有一个非常好的科研项目，进行了成果转化的申报。但在交涉过程中，郭书贵发现这个科研成果居然没有申请PCT（专利合作协定），且申请期限已过。

    对此该项目负责人既焦急又无奈，“我只是个老师啊，我自己也没钱申请PCT，而且现在放暑假，我上哪儿找校长立项啊。”最后，中技所自己掏腰包联系渠道，找机构，三天搞定了PCT申请。

    “多亏了中关村核心专利的PCT抢救性保护，不然那么好的科研成果就只能闷死在院所的‘成果库’。”郭书贵感慨。

    一些科学家对自己的成果估价过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一些市场交易的进程。

    中技所挂牌的第二天，有人找到郭书贵，拿出一个永动装置开口要价1000亿元人民币。对方对他说，“这么好的东西我拿到美国去卖，至少是1000亿美元，1000亿元人民币你都买不起还开什么公司，关门吧。”

    “古人十年寒窗苦读，这些科学家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寒窗苦研，做出一两个成果十分不易，便恨不得一夜暴富。”在交易市场上接触到的科研人员多了，郭书贵对他们的想法也有所了解；企业想的却很简单，就是看科研项目能否转化为现成的产品和相应的收益。

    一次成果交易，科研人员要价300万元，郭书贵对他说可以适当压低一些，对方一下子急了，郭书贵只好说“不是给你砍价，而是想要你把它卖出去，”对方坚持最初的定价，结果交易失败。交易结束后，企业方找上郭书贵说，“如果再低50万元就要了。”

    “失败了就要反思，至少要让一些科研人员清醒地看到市场对自己的成果的态度，而不是单凭个人想象。”郭书贵说，这样的“反思”需要巨大的研发成本代价，在现有的科研体制下，这种代价多由国家埋单，而这也正是单凭中技所一己之力难以撬动现有科研体制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