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里的艺术家

    天气好的时候，王久良会晒晒拖鞋，5000多双，“哗啦”倒一地，有的还是崭新的，包着塑料膜，印着大饭店的名字。这些拖鞋来自垃圾场，他雇人一毛钱一双捡出来，目标是捡够10万双，为日后的作品做准备。

    王久良是艺术家，专职摄影。3年来，他开始骑着摩托车，后来开着他的“疯狂小面”，跑了3万多公里，去过北京400多个垃圾场，他对着垃圾拍照、摄像，第一批的两个“作品”已经完成：一个摄影集，一个纪录片，名字都叫《垃圾围城》，反响强烈。

    正在酝酿的第二批作品，名为《超级市场》，拖鞋是其中的道具。

    王久良说，两部作品是一种倒推的逻辑，《垃圾围城》是唤起公众对垃圾的关注，《超级市场》是想引发公众对过度消费以及资本生产的本质的反思。

    关于垃圾的创作的思路，来自3年前王久良的一次归乡。当时，他正在拍摄一组名为《鬼神崇拜》的作品，走在老家山东省潍坊市的田间地头时，他发现，白花花的小塑料袋扔了一地，风一吹，白色垃圾满天飞。小时候戏水的池塘，也臭得不敢靠近。记忆中，农村很少有垃圾，儿时家里的水瓢是葫芦做的，坏了就扔，自然降解，装农药的瓶子，一年用一个，用完就回收。现在，这些垃圾从哪儿来的？又到哪里去？王久良脑海闪过这个问题。

    回到北京，他陷入思考。在和著名摄影家鲍昆老师多次沟通之后，他感觉，一个人能量的释放应该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他决定以垃圾为题材，进行创作。

    他跟踪小区垃圾回收车，走进了北京的垃圾场。看到的场景，让他震撼。垃圾就在城市周边，一车车运去，被掩埋、焚烧，气味刺鼻。垃圾场不远处，一排排新楼拔地而起。

    他决定，举起相机，记录这些垃圾场的生态。

    很多垃圾场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灰色”地生存着，王久良的拍摄工作危机四伏。他形容拍摄就像“闪电战”：搬个梯子，冲上墙头，举起相机，猛摁快门，然后骑上摩托车，迅速走开。即便如此“神速”，也并不是次次顺利，其中的苦只有他和同伴儿知道。

    有一次，在朝阳区的某垃圾场，他站在高高的旧楼板上刚拍完，一低头，身边悄无声息地冒出来十几个年轻人，将他们团团包围。他和同伴儿被带到一个小屋里，分开审问。甚至有人警告他们，如果以后敢再来，就把他们当垃圾埋了。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后来常有人问他，这么危险的事，你难道不怕吗？

    王久良回答，拍摄的时候不害怕，“人一旦心里有个目标，想做成一件事，别人看起来很苦的事情，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进入战斗状态，那种血脉贲张、必须实现的感受，反而觉得很刺激。”

    拍摄经历，有苦有乐，还有哭笑不得。有一次，王久良在某违规垃圾场拍摄时，场主过来问，“你是哪个媒体的？”

    王久良不作声，只是拍照。

    后来得知王久良只是个搞摄影的，场主很生气，一帮人把他架到了办公室。场主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你怎么能偷拍呢？做人要讲道德，你知道吗？”

    王久良说，“当那些人在给我上道德课的时候，我心里真是哭笑不得。”

    一年多时间，他拍摄了400多个1万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场，留下1万多张照片，每一张都震撼人心：某垃圾场上，200多只绵羊正吃着垃圾，为防止羊生病，羊倌给羊注射抗生素，这些羊又被卖到城市，进入餐桌；有个垃圾场，烟雾缭绕中，一群奶牛在垃圾上觅食……

    他在地图上标注了这些垃圾场的位置和坐标，一条垃圾场形成的“环路”围着北京。

    2009年12月，王久良精选17张照片，参加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此后，他的作品开始引起了官方的关注。2010年4月，一位中央首长对他的作品进行批示，北京市政府决定在2015年以前，投入100亿元对垃圾场进行治理。《垃圾围城》在宋庄展出时，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率70多名政协委员参观，并要求下发画册至各区委。

    忙活了这么久，久良的生活并不宽裕，3年内，他的创作大多数靠赞助和朋友的资助。获奖的奖金，也被他用在了继续创作上。有一次，国内某新闻单位曾邀请他担任摄影记者。面试前一天，王久良想了一个晚上，他认为，在垃圾的问题上，自己还有很多想法没有实现，最终，他放弃了去做摄影记者。

    王久良的坚持，最开始是因为创作，而现在则是一种难以割舍的责任感。

    长期关注垃圾问题，王久良自己的生活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宾馆，他喜欢光着脚，不使用一次性拖鞋，牙具随身携带，尽量不去超市购物，手机多年没有更换，身上穿的衣服也总是简简单单。看过他照片的朋友，有的一下就成了素食主义者。

    现在去逛超市，王久良的心情和别人不一样。在他看来，超市也是一个垃圾场，精美的包装很快就会变成垃圾，甚至包装里的商品，他认为大部分也是垃圾。

    王久良对垃圾的思考和研究不断深入。

    “我们得先承认一个事实：垃圾总量在增加，垃圾处理已经严重超负荷。但是，垃圾从哪里来？是谁制造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真的搞清楚了吗？”王久良问。

    身边的人很难给他满意的答案。他受邀到国外考察，自己买书研究，慢慢地有了自己的见解。

    他对垃圾分类持保留意见。“垃圾分类仅仅是有助于垃圾末端的处理，它并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垃圾分类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于何为真正的垃圾源头减量的认识。”

    王久良两臂张开，描述两个场景，“我见过废家电的垃圾场，无法计数的废旧冰箱叠放在一起，高低错落，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城市。我也在垃圾场上见过大量的‘塑料’人体模特，残臂断腿地摞着。这样的场景，看上去很震撼，我也明确感受到人类消费的疯狂。”

    垃圾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王久良说，是消费主义横行和不断升级的资本生产。前几年，销售界有句名言，“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王久良对这样的说法保持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商品在改变世界，垃圾不断产生，生态严重恶化。

    “欧美用150年的时间形成消费文化，而我们只用了30多年。我们曾经崇尚节俭，现在却疯狂消费，然后，消费产生垃圾，垃圾影响人的生活。有谁想过，这样的发展方向对吗？”王久良反问，“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商品才算个够？”

    这样的反思，推动着他的创作。

    在《超级市场》中，他希望借助垃圾与商品、垃圾场与超级市场的身份置换，来探讨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同人们所秉持的主流消费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

    现在，常有人问他，你现在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艺术家？环保人士？

    王久良会说，“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