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那些文化人

    京城最近悄然刮起一股小小的“大明万历热”：先是首都博物馆的 “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的特别展览，据说要让观众通过浏览万历朝48年的历史，回望大明王朝，感知并思考历史的更替兴亡及其背后的种种因由。紧接着商务印书馆就推出了以央视《百家讲坛》系列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书的《万历兴亡录》。

    其实，大明万历年这段历史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比如，大伙儿熟知的就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2年），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2006年），以及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2006年）……正如史学家所说，一百个教授心中就有一百个万历。

    那么，在《万历兴亡录》里，主讲人方志远教授又能让我们从万历朝里看到什么呢？方教授的书里有这么一群栩栩如生的文化人挺有意思的：比如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比如异端思想家王阳明、胡应麟及受王学影响产生的泰州学派……

    依我之见，在万历年间那些文化人里，最吸引眼球的要算方教授娓娓道来的“山人”——那是一群不得志的没做官想做官、身在江湖却想挤进庙堂的读书人。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一边自娱自乐，一边寻求发家致富的机会。当然，“山人”里既有以高度责任心追求建功立业的“阳明山人”王守仁 ，亦有追求物质生活的奢侈和精神生活安逸的王世贞，更有游走于中原大地和京师之间，不时掀起一股“谢旋风”的谢榛。

    然而，让人慨叹或者遗憾的是，万历朝的“山人”们渐渐地更喜欢的是王世贞那样的安逸生活，寻求的是谢榛式“游走”的谋生手段，抛弃的却是王守仁的责任；他们“或群欢共乐于当地，或招朋呼友而出行，聚集在国都北京、留都南京，游走于蓟、辽、宣、大各边镇，辗转于黄河上下”，政界显卿、文坛名匠往往会成为他们所拜谒的对象……当“山人”们彻底蜕变为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伪君子时，“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都在谢榛们的游走之中纷至沓来。

    历史真是一面镜子啊！这年头儿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则是当下的“游走山人”了 。当然，21世纪的“山人”天天在天上飞着，其“游走”于大江南北，奔赴的不过是各种高层论坛罢了；与昔日的“山人”不同，他们可都有“出场费”，有“发言提纲”，一场接一场应接不暇；与昔日“山人”相同的是，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   

    我们知道，明万历朝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管制比较松弛，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化解，所以，明代知识分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敢言的一群人。用方教授的话说，那是一个难得一见的自由奔放的时代；但随着城市的繁荣，人们的物欲变得强烈了，多元化社会形成了，本来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但每每因财富积累而导致贫富不均，因国家承平而导致因循守旧，因社会开放而导致涣散动荡，因自由过度而导致规矩丧失，因此，它又是一个乐极生悲的时代——“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方教授说，万历朝的“山人”是那个时代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当“山人”们早已把“问道德者不计功名，问功名者不计利禄”的“文人胸襟”抛之脑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除了大学士误读“拔一毛而利天下”的赠语笑话，剩下的便是晚明文人相见之后的三件事：“酒、妓、戏”。

    读史可以明智 ,更可以明兴亡、知更替。愿今天的文化人能从物欲横流的万历朝的兴衰史中得到启示，从万历时代“游走山人”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