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启锐：我才是最好的“小偷”

    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近90位导演聚在上海一个旧酒楼吃饭，酒酣之时，大家竟然争着唱起个人少年时的歌曲。这是一个冬日，寒风凛冽，歌声则恣意飘扬。

    “吴思远豪迈男儿地唱《康定情歌》，台湾的李祐宁唱《小村之恋》，王童与李行还居然合唱《热情的沙漠》。”这是香港导演、编剧罗启锐在新书《岁月神偷》中提起的一段往事。被问起哪首少年时的歌最难以忘怀时，罗启锐肯定地说，是那首《I Want to Be Free》。

    这首歌也是电影《岁月神偷》的插曲之一。这部电影，让罗启锐走上事业的高峰。电影中，罗进一、罗进二兄弟二人趴在收音机前聆听《I Want to Be Free》并随之哼唱的温暖画面，令不少观众动容。而这段饱含深情的往事，事实上是罗启锐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来。

    罗进一的原型就是罗启锐的哥哥，罗启锐和哥哥感情一向很好，哥哥患病不幸离世，对他影响颇大。“我真的相信了奶奶说的‘只要用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把苦海填满，就能与亲人相见’的说法，把自己从四处‘偷’来的宝贝统统扔进海里，可还是没有见到哥哥。”罗启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奶奶的话和自己的行为，都被他一一放进了影片《岁月神偷》里，然后为沉淀数年的罗启锐换回了第29届金像奖4项大奖、第60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最佳影片奖等荣誉。“这些是我没有想到的。”罗启锐说，“《岁月神偷》是我一直想拍摄的故事，拍过之后，我轻松许多，像是把记忆有序地摆进了格子中，我就放心了。”

    在《岁月神偷》中，罗进二偷走了“夜光杯”。如今，那只“夜光杯”道具仍摆在罗启锐的家中，这是他从岁月中“偷”来的记忆。

    高中毕业后，罗启锐想学习电影，但当时香港还没有大学开设此类专业。罗启锐只好学了与之沾边的文学。毕业后，电影梦仍存在于他心中，由于家中无力负担他出国留学的费用，罗启锐只好自己打工攒钱。他做过银行职员，后来从事过广告业，且一度做得有模有样，但他仍无法放弃电影梦。最终，他考入纽约大学电影系，那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在罗启锐眼里，纽约看起来是个疯狂的城市，纽约大学也不像其他大学有围墙隔断，而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的确也有很多疯子、小偷进出。罗启锐在第一天拍片子时，三脚架就被偷走了，他很气愤。“因为我才是最好的‘小偷’。”他说。

    不过，这个非常规的大学，给了罗启锐很多灵感，也让他结识了日后在电影路上的旅伴——张婉婷。他们后来共同创作完成了《秋天的童话》、《玻璃之城》、《八两金》等始终以情动人的电影。

    罗启锐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圈的氛围，“那时香港电影产业还在探索，电影人创作空间很大，可以朝自己想去的方向走”。

    然而，在拍摄《岁月神偷》之初，罗启锐就感到有些“局限”。因这部电影是与内地合拍，剧本和片名都要交由有关部门审批。“他们看到名字中出现‘神偷’，便觉得不妥，甚至建议改成‘岁月无偷’。因着急开机，我只好将名字改为《1969太空漫游》。”罗启锐回忆说。

    在电影拍摄结束后，他征求友人意见，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还是原名好。罗启锐便专程到北京商讨片名，解释自己的“偷”另有其意，而不是真正的小偷。

    幸运的是，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保留住了《岁月神偷》这个名字。

    这个过程，也让他对电影有了更多的思考。“其实中国观众很多，一部电影只要有5%的观众看就够了。可以放宽限制，让电影人可以拍些有思想性的电影。”罗启锐说，这是他所希望的，也一直在做。

    在他看来，香港电影的风格已经越来越少，而且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他感慨说：“有些人过世了，有些人拍的东西会让我觉得他们在浪费自己的才华，只为赚钱。”

    罗启锐坦言，自己有一套创作标准，不会把拍摄电影当成一个随意的游戏，“不为任何人的口味儿拍片”。他不愿往热闹的电影圈挤，也不愿住在香港市内，因为那里“需要把头仰到90度角，才能在林立的高楼中看到一小片蓝天”。罗启锐住在远郊，只为了安心创作。在写《宋家皇朝》剧本前，他翻阅了200多本相关书籍才开始动笔，只因他“不愿曲解历史，更不愿写连自己都不动情的剧本”。

    “我不愿意随便拍一个连自己都不喜欢的作品，生活苦一点儿也没有关系。我不会为了拿奖拍片子。有些电影节的评委自己也不是很好的导演，为什么要让他们来评我的作品。我只希望能感动观众，哪怕只有一位，也很满足。”罗启锐说这些时，保持着他一贯温和的语气和微笑。而在《岁月神偷》中，他也写下一句话——“人活一辈子，总要信点什么，那样才能一步难一步佳，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