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烈：校园浮躁来自内外重压

    人物档案

    周烈，1954年出生。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对话背景

    近日，据媒体报道，高校教授的生存正展现多元化：通过课题提成、社会兼职等，每年收入达数百万元者大有人在。一位大学教授40分钟的论坛“出场费”竟高达20万元。

    近年来，教师忙于经济创收、学术领域功利色彩浓厚等乱象一再打乱校园原有平静。校园的虚荣和浮躁究竟源自何处？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周烈。

    中国青年报：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吗？当时人们对于学校和专业的选择是怎样的态度？

    周烈：我是1954年出生的。在我上大学时，学生学什么专业都是学校决定的。来到北外后，我才知道被安排学习阿拉伯语专业。我出生在浙江农村，能够到首都上大学对我而言是非常兴奋的事。那个时候，别说电视机了，收音机都不是家家有。每个村里只有一些有线广播，每天用当地土话广播政治形势和新闻等。正是因为资讯和资源的匮乏，所以我并没有面临过选择的痛苦。

    即使之前对阿语一窍不通，连听都没听说过，上了大学后我还是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一点点学会了发音困难、语法结构复杂的阿拉伯语。现在很多学生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不好玩、不喜欢、不热门。我们当然希望学生将来能得到很高的回报，但是事情不可能都按兴趣来，各行业都有人才需求。而且即使今天是热门专业，如果学习的人过多，你的兴趣、能力与之又不是很适应，对你而言并不见得是个好专业。

    中国青年报：目前高校受到社会风气的冲击是巨大的。在学生群体中，甚至有观点认为，锻炼交际能力、广交人脉是比专业学习更重要的必修课。对此您怎么看？

    周烈：我认为学生只有在学好专业知识后，才有资格参加各类社团活动。之前有一个学生告诉我：周校长，我专业课考试不及格，但是我学生会工作做得非常好。我很不理解：这是本末倒置啊。你到学校来干什么来了？你今后打算靠什么谋生？我相信绝大部分人还得靠所学的专业知识，而不是社团职务来为社会作贡献。于是我告诉他：你的成绩至少要保持在80分以上，再去从事社团活动。不要被社会上浮躁的情绪感染，而做出本末倒置的选择。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待当前高校管理中存在的一些不良氛围？比如行政化色彩浓厚。

    周烈：目前对高校的行政管理究竟应当把握什么样一个度，我觉得仍值得探讨。比如在专业设置、学科建设、项目申请等方面，经过层层筛选、一张张报表审批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映出高校和社会的需求？一项行政规定往往会对学校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但问题是，一些规则的制定者是不是客观真实地了解高校的现实处境？

    我们也得承认，目前学校自身内部管理中，行政化色彩也很浓厚。比如师生员工经常会抱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就反映了高校管理者“高高在上”的心态。我认为原因在于，首先很多管理者并不清楚自身为学生服务的定位。其次，由于其缺乏基层教研经验，与学生没有情感联系，所以才会摆出一副说教的姿态。

    还有就是关于高校行政部门精简的问题。一提到精简行政部门，大家都表示赞同。但在我实际工作中却感受到，一旦改革落实到某个具体部门，呼声就会戛然而止，各个部门都会抱怨人手不够。这也是高校去行政化路上的一块大石头。一旦触及自身利益，谁也不愿放弃。所以从这三方面来看，高校去行政化仍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待当前社会风气对高校学术氛围的影响？

    周烈：当前高校的学术氛围总体而言是健康的，但确有浮躁的现象存在。我认为这并不是高校一己之责。

    很多人都在批评，高校就应当踏踏实实做科研，为什么要争名逐利？但是当你自己在选择学校时，你是否愿意放弃名校而选择一所普通院校？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不会的。

    我们总在批判一些错误的观点，比如报考时重学校而轻专业。很多考生宁可以高分挤进名校的冷门专业，也不愿意选择一所普通学校的金牌专业。这是不是“名牌效应”？这是不是虚荣心在作怪？如果绝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以此为标准，高校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以我们学校为例，这些年我们一直致力于将校名更改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和博士点的申报。现实中当很多优秀生源和教师在作选择时，学校的名气、有无博士点、校园建设等硬件条件都是基本标准。

    尤其近年来，国内很多外语学院都更名为“大学”，这让我们的身份更加尴尬。曾经就有人问过我：你到底是校长还是院长？你们学校是一所外语大学么？这就是外部给我们的压力。

    所以，高校的虚荣很大部分源自于社会的虚荣和偏见。因为更多人不喜欢“小而美”，而更欢迎“大而全”式的学校。但问题是，并非所有学校都有资源选择“大而全”式的发展。如此一来，高校发展的“动态平衡”便会被破坏，学校间的发展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强愈强，弱愈弱。更多的师资力量则会集中在几所学校的手中，这并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无形之中已按985院校、211院校、有博士点院校等在给高校分类。有些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项目，不符合这些条件的院校是无资格参与的。面对资源的争夺，学校没理由不计较、不竞争。

    社会对校园的期望值、学校的发展前途、生源的选择等，最终都变成了一种膨胀式的发展：中专改大专、大专改本科、本科挤重点，各类院校无形中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中国青年报：这些变化会带给教师群体怎样的压力和负担？

    周烈：表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沉重的精神压力和工作负担。一方面，为了实现学校的科研指标，教师不得不想方设法发表论文。当教师满脑子都是“我的论文发表在多少国家一级刊物”、“多少国内外核心刊物”、“按照学校标准能打多少分”这样的数字指标时，压力沉重是必然的。教师也要生存，如果不能达标，收入降低、职称受阻，甚至会遭到降级，你如何要求他们平心静气、轻轻松松地做科研？

    另一方面是教师经济意识的增强。比如现在很多高校教师像社会名人一样会四处讲课。尤其是一些热门学科。坦白地讲，我觉得有经济意识并没有错。因为在当前这场价值观的重塑中，教师自我意识的觉醒、敢于为自己争取是一种进步。但问题是，一切向金钱看会使得很多原本严肃的事物变得荒诞而功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极端的事情会出现，比如学术造假。在社会各方带来的强大压力下，一些教师的心态也可能被压迫变形了。

    中国青年报：这样一来我们会丢失什么？

    周烈：我们会丢失很多学术价值很高，但是经济回报很慢的学术成果。比如有些基础学科的研究可能被忽视。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应当如何改变？

    周烈：校园浮躁来自内外重压。社会风气和道德重塑需要漫长的时间。我们应该多一些耐心。高楼大厦可以一两年就建起来，但是人们的文明程度、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当然，教师这个群体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教师的自律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学校应当具备更强大的“造血”功能。如果每所学校都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好的福利和生活保障，他们也必将更加安心于教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