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混过“太保”的教授

    “你的硕士论文可以毕业，可以出版，但是上面不能有指导教授我的名字。”1984年，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研究生王明珂写出了硕士论文“上古的姜、羌与氐羌研究”，大肆解构传统定论却又给不出新的解释，惹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管东贵先生讲出如此重话。王明珂丝毫没有退让：“当然只有我的名字，那都是我的意见。” 

    与现为史语所研究员、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王明珂餐叙，他更多的是颔首倾听座中几个年轻人，让我想象他当年顶撞导师的情形确需一番脑力。更让我惊异的是，他30多年前混过“太保”。

    父亲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在1952年出生后的最初20年里，王明珂一直住在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父母几乎成天吵架，他高中时便和眷村子弟们组织了一个“黄埔帮”，帮中不乏读完卡夫卡、尼采感到苦闷而去找人打架的，也有书包中经常带着保险套短刀与新诗集的，王明珂则偶尔在报上发表些散文和小说以赚些零花钱。

    换过4所高中，当时考大学时“考的分数乘以2都考不上”。可22岁服完两年兵役回家后的那7个月里，下定决心考大学的王明珂强迫自己每天读15小时以上的书，温习完了荒废掉的全部高中课程。此间，一个在台北混黑道的朋友来探望，看到王明珂专心学业，只留下一句话：“替我们打溜的（即“混混”）争口气！”两年后，这位朋友被仇家砍死在台北街头。考上公费的台湾师范大学后，大三时为补贴家用，王明珂还写过“项羽传”，他称刘邦起义为“农民革命”，这在当时认为“农民从来只是被牵着走”的国民党政府眼中是大逆不道的言论，因此被 “警备总部”找去谈话。

    王明珂由此成为不折不扣的“叛逆者”，“后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是各种典范的叛逆者”。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研究生毕业两年后，终于进入史语所这样顶尖的学术殿堂，王明珂仍不肯接受一些最简单的学术典范，有时甚至连“为何要研究历史”都要存疑。王明珂狂称自己的研究范围“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但他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史，因为那是父亲坎坷命运的一部分。

    苦思困学三年后，1987年负笈美国，王明珂如同挤干的海绵被投入大海，花了5年便取得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他大量选修人类学系课程，那里的研究生们多习惯以其占优势的田野经验来探讨高深理论，王明珂因此改掉了在台湾时空谈理论的习惯。在博士论文后期，他开始研读沟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社会记忆理论，并尝试将其与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

    “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1994年夏天，王明珂第一次来到大陆，在汶川首次见到硕士和博士论文中研究的“羌族”。从这一年到2003年，他每年都会抽出一两个月让自己融入川西羌族的村寨和山沟，他的四川话也讲得非常地道。与传统人类学不同，王明珂不采用固定田野“参与观察”而是“移动观察”，不依赖“报告人”提供信息而靠交朋友来认识当地社会，不依靠“理论”，而将所获理论化为平实的生活例证。

    2008年汶川大地震爆发时，王明珂教授格外揪心，但他知道：“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灾前的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王明珂渴望像人类学家那样深入观察古代社会，然而，很早以前便有台湾史学前辈公开质疑他，“历史怎么会是人们想什么就是什么”；也有资深人类学者不承认其研究，因为“西方历史人类学者没研究这些问题”。直面台湾学界各学科的主流威权，王明珂宁愿自称“毒药猫”（多指羌寨中有毒、有巫术的人）——有主动穿越破坏边界能力的毒药猫—— 他希望将学术精华由某一学科边界带到另一学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