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当螺丝钉

    上期《冰点》讲了司占杰和田星的故事，两个年轻人正在纠结是否继续做社会大机器的小螺丝钉。

    这故事有个大题目，《人生的路怎样走》，并提到31年前那场关于人生价值的“潘晓讨论”。我不敢说我能体会那年月年轻人的苦闷，但似乎可以肯定，那年代的社会大机器比现在要强悍得多，个人比现在更像螺丝钉。

    比如，今天考公务员，如被问到家庭成分，你还可能犹豫一下，考官有这个权力吗？这是必答的吗？但在过去这是绝对的。组织不仅要管你的上辈、上上辈，你从出生到闭眼，都被社会大机器精准地固化了，你就埋头担当螺丝钉的光荣任务吧。那年月为什么没有保险公司？组织全包了，生前发避孕套，死后送火葬场。

    如今司占杰和田星遇到的问题是，能不让组织，不让任何人包吗？司占杰2002年从云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到一家公益机构任职，去山沟里搞扶贫，后来又做麻风病康复者工作。他觉得这工作伟大。田星从小就是乖孩子，考入北京大学会计学系，毕业后从事咨询行业，后跳槽到一家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接着留美攻读，又回到北京到一家外企做财务管理。尽管她抵触所学的专业，万难“爱上星期一”，但她身边的同事都“努力、诚恳、愿意奋斗”，一级一级升上去，眼瞧着有房有车的中产生活在望，但内心却总是幻想“另一种生活”。她留学美国时，想起在北大时参加爱心社的热情，“那是自发的动力”。

    这种“自发的动力”就是利他，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这种基因在他俩身上可能多一些，他们更渴望“一个人全面的需要，人的尊严与价值”，而不只是物质和金钱。上期《冰点》上还有一个上海男人潘跃昀的故事，他是个合伙人，偶尔出逃利他，救了个遇车祸的小女孩，自己快乐了好一阵，然后回去当螺丝钉。偶尔出逃是容易的，但永远，就有问题了，首先是饭票问题，司、田两人正是为此纠结。

    除去利他这个高尚的想法，两人还有共同的性情，“想去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认识那儿的人，和他们聊天，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下来。”在当今世界上，有哪种机构会容忍此类雇员？就是媒体，也要求它的记者定时、定题材甚至约束观点，哪容得你天马行空？这种散漫的背后，是人类的另一种本能：排斥主流，躲避机器，随心所欲。

    而当下的强悍在于物质的巨大吸力。比如政府机构和国企，天价吊灯和百万豪车；比如民间企业外资机构，白领中产年终奖。当然，前提是当好螺丝钉。如果你不是领袖，不能颠覆天地，如果你不是乔布斯，不能改变世界，那你最好跟着主流走，不成为威严的公家人，就做尊贵的小康人家，螺丝钉就螺丝钉吧，至少有粮票。

    但还就有人宁肯没有粮票，也不做螺丝钉。人活一辈子，内心快乐第一。今天，同仁们可以搞NGO（非政府组织）了，可以躲开社会大机器做自己认为值得的事业了。然而注意，哪里都没有绝对的天马行空。微软基金会，要听老板的；李连杰的壹基金，有严格的纪律；还有一些疑似高尚的公益组织，悄悄变成了敛钱平台，做些黄河女儿之类的大工程，睁只眼闭只眼吧。

    马克思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每每中国国庆，在天安门广场，四大外国伟人画像排第一。但如今在资本主义的德国，马克思也同样受到尊重，是德国人引为骄傲的思想家。或许，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血腥暴力的召唤，并且，从没听说马克思开过一枪。马克思不喜欢社会大机器，更不会当螺丝钉，虽是解剖刀，但他不暴力。

    现今社会总是宽容一些了，连北京精神都有“包容”字眼了，加之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不过，“包容”这个词不好，有居高临下、关门养宠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