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无需过于迷恋传统

    日前，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作题为“文化强国与文化创新”的演讲，指责“当下社会，全盘西化带来的认识误区越来越严重”，认为“包容、忍让、中庸、贵和精神”的中华文化被边缘化了，“应该从世世代代坚持的和谐文化当中，去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并创新”（《中国青年报》12月26日）。笔者认为，王先生的观点或可商榷。

    王先生是从预设中华文化特性、鼓吹中华文化价值开始的。他认为中华文化的特性是“包容、忍让、中庸、贵和精神”。笔者当然承认中华文化的巨大价值，承认中华文化具备这些品质。问题是，这些品质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吗？众所周知，包容、忍让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主张，而自由主义从近代以来已逐步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制度和文化取向。中庸也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传统追求，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为政尚中庸。”至于贵和，有了包容、忍让、中庸，贵和就是必然结果；更何况康德还写过《永久和平论》，能说人家不追求和吗？

    笔者对伊斯兰文明没有研究，但我不相信伊斯兰文明缺乏这些精神。因为这些精神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基本条件，伊斯兰社会存续了1000多年，不可能没有这些精神的支撑。这些精神同样体现于印度文明中。假如我们真认定“包容、忍让、中庸、贵和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品质，那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取得，就并没有导致中华文化核心品质的丢失，而只是以西方的形式在全世界彰显了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人类各文化传统共有的核心精神而已。

    正是在预设中华文化价值的虚假独特性的基础上，王先生呼吁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但如上所述，王先生所认定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其实与人类普遍价值完全相同，并不独特，有所差别的只是是否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因此，所谓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如果只是要确立上述中华文化原有的“包容、忍让、中庸、贵和精神”，那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东西，要你再去确立什么？要做的最多也只是重新发现（如果曾经遗忘）、给予认同罢了。但既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接受这些价值，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强调从传统中继承这种价值，而反对同样传播这些价值的其他渠道？传统作用于人的，是其自然的影响力，不需要强调，这种影响力仍会存在。

    王先生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思想“一定会成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当中一个可贵的资源和元素”。从这点看，他主张确立的所谓“中华民族核心价值”，除了包含上述“包容、忍让、中庸、贵和精神”外，应该还有其他内容，只是演讲中语焉不详。但仅就此处所说的《大学》思想，笔者很难相信王先生头脑中对此有什么成熟想法。因为他所引的这句话，除了“在止于至善”外，没有表达什么明确的价值取向。但恰恰是这唯一的价值取向，完全不适合作为现代多元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这种追求尽善尽美的价值观，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特别是多数普通人的价值取向，更不应成为指导政治活动的价值观，否则，乌托邦的灾难随时可能再次降临。

    其实，王先生之所以如此强调中华文化而反对西方文化，根本上是因为他认为“当前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绪浓烈”，“全盘西化带来的认识误区越来越严重”。对形势严峻性的极力夸张，是文化反殖民主义者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谋取话语空间的必然策略。姑且不论其判断是否准确，就算当前中国的文化氛围真的如此，解决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问题的根本，也不是鼓吹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优越性，而是在制度上保证全体国民有尊严地生活。如果大多数国民没有尊严感，他们就不会觉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和文化有价值，文化自卑和文化失败感就难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