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门无管理员的图书馆在反讽什么

    从2005年开始，宁波鄞州高级中学的图书馆开始实行“无门无管理员，图书任师生自助借阅”政策。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样做，书迟早要被偷光的。然而，年终一盘点，图书不仅没有被偷，因为有毕业生向母校捐书，原来10万册书变成了10.6万册。推出这一政策的时任校长王贤平说：“高中的图书馆不应该是藏书馆，应该是读书馆。”（《钱江晚报》2月1日）

    鄞州高级中学的这一做法，实在高明。这才是理想的图书馆，这才是能够让人平心静气与古人、与贤者对话的所在。书香的弥漫，知性的渗透，文化的浸润，莫过于此。什么时候，我们身边的图书馆都能少一些防备多一些开放呢？

    没有门、没有管理员，并不是说这样一个图书馆就全无约束，可以恣意任性，随意处置馆藏的图书了。同样，门禁森严、机关重重，在耗费了大量行政成本、管理成本的同时，也未必就能守得住那些图书不被窃走。图书是否失窃，本质上取决于前来读书师生的自我约束，取决于文化的强大力量，能不能抑制得住个体的越界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本身就是门禁、就是管理员。

    图书的价值、阅读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表象，而应该体现在对阅读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上面。现在看来，宁波鄞州高级中学图书馆的制度设定显然取得了这样的预期效果，也因此，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图书馆越宽松、越宽容，则进出其间的师生就会越守规矩、越爱惜图书。一本本图书里面潜在的文化力量，正在一圈圈荡漾出来，形塑着莘莘学子。而最平静的波心，则是图书馆。

    这样一个从容的图书馆，注定是一个有力量的图书馆。因为，她以她有形的建筑形式的存在，聚合起10万册图书中看似微小的力量，并在这种不断的聚合过程中裂变出更为强大的能量，当然可以涵纳一茬又一茬的学子。事实上，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文化机构，本来就应该以这样的形态存在。大家都知道，宁波城内有天一阁，数百年来，人们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其所体现的文化意蕴。

    遗憾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的图书馆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馆舍建筑可能越来越奢华，技术设备可能越来越先进，管理人员可能越来越犀利了，而读者置身其中，却感受到越来越深刻的冰冷。似乎，图书已不再是图书馆的主体，文化也已经退居一隅，边缘再边缘了。原本是服务读者、服务阅读的管理、防范等等，反倒成了舞台中央最耀眼的部分。

    更有甚者，很多地方的图书馆还加高藩篱，限制“不相干”的人员进出，这不免是对图书馆公共属性的扭曲。此前，流浪汉、乞丐可以随便进入杭州图书馆的消息，一度引起媒体和公众一片尖叫。然而，欢呼过后，像杭州图书馆那样不设藩篱的图书馆依然鲜见，亦可见改变之艰难，开放之难于落实。

    王贤平曾说过，读书人生活可以清贫，精神不能贫穷。与之对应，似乎可以这样讲，图书馆建筑可以富丽堂皇，精神气质却不能过于高蹈远引、远离公众。一旦图书馆变成了藏书馆，管理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防贼上面，前来读书的人都被视为潜在的斯文窃贼，则知识的普及、文化的渗透又从何谈起？图书馆为什么不能无门、无管理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