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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勇案审理期间，职业打假人刘殿林通过一位记者给黄勇送去了1万元。春节前，他又送去了1万元。
刘殿林直言，自己与黄勇熟悉，出点钱是为让黄的家人熬过这段日子。
与黄勇不同的是，刘殿林10多年前便开始回避这种通过流通领域的购物打假索赔的模式了。
“我不是说我们越过了这一阶段，但事实上，应该是发展得更成熟了。”
1999年，刘殿林开始与企业家史玉柱合作，走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子。10多年来，他的公司日益发展，甚至拥有数十名调查员，与之合作的多为索尼、LG等大企业。
他认为，一个职业打假的公司需要有条件支持：靠影响赢来客户；强大的团队调查能力，确保将造假工厂挖出来。同时能及时协调有关执法部门，打掉这些窝点。
因此，公司的组织结构也需作适应性的调整。他的公司有调查部、法务部和行动部，最多时有200多名线人。“他们风险大，有时需要卧底调查，做得比你们暗访的电视记者更专业。”他表示，更为重要的是有一个团队，对将采取的行动有法律评估， 可以清楚地分析和预防风险。类似他这样的公司，仅广东就近百家。
私下他认为，黄勇吃亏有这方面原因。
“别看他长相粗犷，实际上是非常心细非常好学的人。”刘殿林说，他曾和黄勇携手打击假冒某品牌的早餐奶。这一过程中，他发现黄勇做事非常细心，连早餐奶的分子式都要核查清楚，与此前媒体报道的“没受过教育、知识缺乏”的文盲形象迥异。
但黄仍然深陷囹圄。对此，刘的看法是，这一职业风险越来越高：法律用得好，维护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尺度掌握不好会伤到自己和别人。
2月1日，职业打假人王海在电话采访中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认为，黄勇的打假从程序上看没有任何问题，不存在法律上的风险。因为他是购买商品的消费者索赔，电视台对虚假广告是负有连带责任的。他们公司的律师曾数度为此类行为索赔，从未有司法机关来找他们公司追责。
王海指出，个体打假和公司打假没有层级高低之分。个人打假服务的是国家和大众利益，公司打假服务的是企业。很多人认为黄勇的收益高，其实是“薄利多销”，黄对每家电视台的索赔只有几千元，远远低于他所知的其他一些个人购物打假所得。
“春节前我们公司的律师还调解了一个案子，有消费者购买了七八万元的不合格服装面料，索赔的金额是15万元。”他说，最高的一个单个案件索赔金额就达400万元。
在他看来，现在索赔案件涉及金额越来越高与整个制假环境的变化有关：以前制假多为小厂小贩，现在更多是大企业，以制造概念或偷换概念等方式来实行，危害更大，消费者更难应对。比如某大公司以家兔毛冒充獭兔毛制作服装销售，利润高达数倍。消费者打假索赔的比例和金额同样也在上升。
当然，也有大企业强大的公关能力让一些打假者被抓的事件发生，但很多案子都被检察院退回来了。黄勇获刑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律师罗秋林表示，从他代理或者熟悉的几个典型案例来看，职业打假人的处境其实很尴尬。现实中，相对强势的经营者会利用司法机关曲解法律来打击打假人，保护自身的非法利益。
对于一些网民质疑黄勇打假获利过多，初衷非为公益的议论，王海说，这是一个误区，要求职业打假人的行为都是学雷锋，舍身为大众，是理想状态。“像滥用添加剂的蜜饯厂，被索赔了200万元，它肯定对添加剂的问题有切身认识了。这不是促进了大众的福利吗？”
他认为，黄勇案中数百个电视台集体失范的情况表明，仅有官方的维权机构无法制止此类事件。缺乏真正能代言消费者利益的组织是当前国内消费维权矛盾的关键，也是应深思的问题。国内现存维权的主要障碍是消费者缺乏组织资源无法行使话语权，无疑会落下风。企业违法成本极低会导致其发展路径变形，甚至恶化整体环境。
以“行政打假”而知名的职业打假人孙开俊则指出，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一些职业打假人有的偃旗息鼓，有的仍然孤军奋战，还有的则合纵连横成立了专业的打假公司。职业打假人至今没有一个真正法律认可的合法专业身份。这些社会监督的志愿者，以打假养打假的生存方式，其原因更应深思。如何将民间打假尽快立法，纳入法制轨道和监管范畴，让职业打假人有一个法律认可的专业身份，而非艰难地存在，这对于改善国家管理和民众福祉都是多赢的举措。
南华大学教授罗万里也表示，黄勇职业打假案中显示，公益事业要尊重公民个人自发性的权利追求，要充分发挥社会功能，让人民的自觉护法行动，推动和促进国家公权力法律职能的发挥。这也是当前社会管理应该研究的重大课题。
他建议，在立法上，应该考虑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公益国家补偿制度或社会补偿制度。在司法上，对公益类涉及犯罪的案件于宪法上切实尊重公民基本权利，于刑法上切实考量社会危害性予以法益衡量。
本报长沙2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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