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申遗，意识形态不是问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于近期发出的“共同参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申遗、建馆、扶贫”倡议，截至目前已得到14个省市相关单位的积极响应。不过，围绕长征申遗并非只有单一的赞成声音。一些人忧虑：长征的意识形态色彩，会不会成为申遗的障碍？

    事实上，世界遗产评定，从来不回避意识形态，评定标准体系中就包含“意识形态”因素。长征的意识形态色彩，非但不是障碍，可能反而是优势。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的世界遗产6条评定标准中，有两条为意识形态标准，即：可以表达人类观念的一个转变；与有特殊意义的世界或者现行的某种传统、思想或者文学艺术有直接关系。

    世界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是“杰出普遍性的价值”，“杰出”是个性，需要符合世遗评定的相关标准；“普遍性”则为共性，即遗产的“杰出”具有普遍性。如何理解这个“普遍性”？

    目前，全球有3个世界意识形态遗产，一个是美国费城独立厅，1776年《独立宣言》和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此签署，这两份文件体现了民族独立、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等原则，197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另一个是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控诉纳粹蓄意种族灭绝思想，重申人人平等和民族平等，1979年被列为世界遗产。还有一个是美国“自由女神铜像国家纪念碑”（俗称“自由女神像”），其主旨是废除奴隶制度，实现公平自由和机会均等，198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3个例子，恰好揭示了意识形态遗产的“普遍性”，即一种思想意识，它应符合自由、独立、平等的普遍法则，在母国历史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价值，同时，它的影响力要超出单一国家范畴。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成，推动世界历史走进“新型政治”时期。

    长征所承载的思想诉求——即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人人平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根本性的价值。从瑞金到延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作为亚洲近代民族独立运动的重大事件，长征的影响力早已冲出国门。所以，长征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普遍性价值”。

    不同的历史年代，不同的思想内核，不同的国别，决定了世界意识形态遗产的多样性，不可能被一个思想、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制度所垄断。比如费城独立厅和自由女神像，前者处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优先强调反殖民主义、民族独立；后者处于美国内战结束，优先强调人人平等。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成功申请意识形态遗产。

    围绕长征申遗，还有这样的声音：长征路线是一条无形的路线，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说它是一个“物质遗产”？其实，长征路线是“珍珠项链式”的物质遗产，“路线”是项链，是无形的文化概念，而“珍珠”则是有形的物质遗产——红色城镇、红色遗址博物馆。

    比如，长征的起点是江西瑞金，有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文化遗产保护区，还有六大历史建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长征的终点是陕西延安吴起镇，有吴起镇革命旧址，整个延安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圣地”文化遗产保护区。四川境内有雅安市宝兴县夹金山南麓的硗碛藏寨，是红军长征翻越第一座大雪山的出发地；贵州有遵义会议会址；甘肃有会宁县红军长征会师旧址。一个个红色城镇、一座座红色遗址和纪念馆，宛如粒粒珍珠，串成一条珍珠链——长征路线。

    而长征申遗的目的，旨在重点保护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和遗址纪念馆，并非全面复原二万五千里长征。它类似于长城，“万里长城”大部分城墙已经消失，所谓横贯中国北方“一条线”的长城，只是概念而已，我们只是将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居庸关等关隘加以重点保护，这些关隘取一个共同名字叫“长城”，一起分享“世界遗产”品牌。长城申遗的成功，其实早就为长征申遗积累了丰富经验。

    从2005年起，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红色旅游的利用双管齐下，总体思路是把红色遗产打造成“未来的世界遗产”，按照世界遗产的高标准，建设红色文化遗址、纪念馆、故居和相关景区。长征申遗，部分地区酝酿已久，此次四川社科院的倡议意味着，第一次有官方学术机构就此开始行动，存在不同声音也属正常。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众多，却尚未有一个近代遗产。长征申遗如若成功，将为中国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树立起一个世界品牌，必将能促进长征沿线地区走向全面开放。此外，不妨就以长征申遗为契机，邀请外部学者研究长征，资助国际性的长征研究，鼓励他们使用中文在中国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促进建成中国独立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