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2月27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登上《时代》封面。《时代》的美国、欧洲和南太平洋三个版本，同时选择金正恩作为封面人物；同期亚洲版的封面人物，则是NBA当红华裔球员林书豪。
对普通读者来说，可能不会关注这么多；对传记作家李辉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过去十余年，他一直集中关注和研究哪些中国人登上过《时代》封面、《时代》如何观察和报道20世纪中国。当然，他关注的封面人物并不局限于中国人。他2005年起已在《收获》撰写专栏“封面中国”，并于2007年结集出版《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
不久前，李辉出版了新作《封面中国2——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46～1952）》。
谁是《时代》封面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人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等“以随笔和传记来描写文人群体的命运”的著作，早已奠定李辉的写作声名。
1997年，他去看望翻译家董乐山时，这位忘年交向他力荐美国作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彼得·兰德（Peter Rand）的传记类作品《China Hands》，书中各章人物涉及20世纪前期报道过中国变革的名记者如斯诺夫妇、史沫特莱，以及当年叱咤风云但后来被刻意淡化的记者：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瑞娜、上世纪30年代初白色恐怖时期的伊罗生、抗战期间的白修德、国共内战时期的史蒂芬等，“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重要人物与发生的重要事件，都在该书中得到呈现”。
此后，李辉兴致勃勃地翻译了《China Hands》，2001年以《走进中国——美国记者在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为名出版。
后来，他去美国拜访了兰德，并去国会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搜集相关史料。
“《走进中国》里写了不少关于《时代》周刊的事，我从中知道《时代》的创办人鲁斯（也译‘卢斯’）是在中国出生的。”李辉说。2001年7月，他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出1923年、1927年和1943年的《时代》周刊。他发现后两个年份中，有两期封面人物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李辉顿时有了一个疑问，“从1923年创刊到20世纪末，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登上过《时代》封面？”他当时来不及一一查证，但复印了三年过刊中有关中国的全部报道。
数月后，李辉收到同事送的一本英文画册《历史的面孔——〈时代〉杂志封面（1923～1994）》，他发现70余年间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有：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林彪、江青、邓小平等，“出现次数最多的依次是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周恩来，其余均为1次”；女性在《时代》封面人物中所占比例只有10%左右，但“中国封面人物中有两名女性，一是宋美龄，一是江青”。
“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但与中国事件有关，故也可归于此列，如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国共内战初期负责停战调解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60年代初中印战争时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70年代访问中国的尼克松……”
这一长串名字佐证了列努斯（Donald J. Lehnus）在《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中的论断：“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中国人首登封面到2003年，《时代》上的中国封面人物达50多人次，其中，邓小平共出现9次并两次当选为年度人物。旅美友人万树平开始为李辉搜集封面为中国人物、中国事件的《时代》旧刊及相关著作与资料。2005年，李辉开始撰写“封面中国”专栏，以编年体方式对《时代》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进行个性化解读。
“我想会是一部别致的20世纪中国史。”李辉说，“这是一个美国刊物与中国20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也是中国历史自身的故事，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着历史细节的故事”。
从《时代》中回看历史的眼花缭乱
《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将节点选在了1946年，因为“这一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现代史与当代史在这一年开始替代；国民党时代在这一年走向尾声；共产党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序幕”，“在这一年，负责调解国共停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失败而归，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关系破裂，这标志着美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也宣告结束”。
为了叙写这段历史，李辉花了几万元在网上购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相关史料，如北伐时期的传单、中原大战时丑化阎锡山的漫画，“这些资料在图书馆不一定查得到”。
李辉曾搜集并校勘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中“地理类”第一集《东三省》1934年2月的第一版与1937年6 月的第五版，发现只有100多页的地理小册子，其中被删除的反日内容居然有近50 页，“这是汪精卫准备和日本谈判而做出的修改”，“这也涉及历史资料的整合能力。恐怕对历史的判断比历史学的训练还重要”。
根据封面人物来具体考察，李辉又发现历史更多的复杂面相。比如，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后来的习惯性提法，但1943年一期用宋美龄作封面人物的《时代》，内文报道《蒋身边的人》列举的十余人中，唯独没有宋子文。李辉疑惑地在笔记本上自我提醒：“注意没有宋子文。”
次年年底用宋子文作封面人物时 ，《时代》就详细叙述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再对照美国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就发现宋子文是欧美派，在蒋介石一度迫于美国压力而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时，正是由他接任，他想联合欧美架空蒋介石。宋子文被西方认作自由主义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他总是在左右两翼间摇摆，1949年后干脆去了美国而不是台湾。“从《时代》的报道，可以看到国民党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不是对历史简单化地下结论。”李辉感叹。
2010年，李辉在《收获》上续写“封面中国”专栏，其成果结集为最新的这本《封面中国2——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46～1952》，它写到了更具挑战性的1949年以及朝鲜战争，“本书集中叙述1946～1952年之间的《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其中包括陈立夫、蒋介石、毛泽东、吴国桢等”，“短短六年，从战后国共谈判，到内战爆发；从国民党失败到共产党胜利；从联合国大会外交风云，到朝鲜战争战火再起、中美交战……这六年，堪为20世纪中国一个最令人眼花缭乱也最惊心动魄的历史阶段”。
用基本史料，得出独到观察
没有选择更老牌的《纽约时报》来透视中国，而选了《时代》，李辉有自己的理由——“由这个点辐射当年的历史事件和相关历史人物，这些事件恰恰是上世纪20年代以后的，又是我比较熟悉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周刊，跟报纸不一样，鲁斯强调‘Story’（故事）的概念，所有的封面报道、长篇报道强调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是我们过去史书里面、教科书里面所欠缺的”。
此外，李辉认为，“鲁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决定了他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明显同情中国”，但他“在20世纪20至50年代的数十年间，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鲁斯率先使用“美国世纪”的概念；1965年，他又提出“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主张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待红色中国的政策。
为了理清这些历史脉络，李辉独立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并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叙述相映照。“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我努力地将实地寻访、现实思考等内容放进去，使其尽可能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叙述。”李辉说。为此，他考察过山西五台县的阎锡山故居，在《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中，他“就从他的故居的布局、山西建筑的特点来表现阎锡山复杂、狡黠的性格”。
今年2月中旬，李辉去台湾探访了胡适、林语堂及阎锡山的三大故居。他说，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中的论断，常常浮现在他脑海：“其实，历史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他不过是在尝试运用一些基本史料，阐发个人的独到观察。
本报记者 张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