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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作家杨志军创作出的十几部作品，都与他所热爱的藏地相关。“我的祖辈是成吉思汗蒙古铁骑的后裔，我又出生在藏族地区，这或许能解释我为什么天生对草原、藏地有一种情感。”他说，“这是我创作的动力。”
因此，杨志军的新作仍是在描写藏地。他将视线对准了100多年前英军入侵西藏的历史事件，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去还原那场战争，写就《西藏的战争》一书。
早在十几年前，杨志军就开始关注这段历史。完成《藏獒》和《伏藏》后，他突然觉得应该写这场战争了，讲述英军侵藏的历史，以便让自己的精神和信仰探索有所附着。所以，杨志军称这次写作是一种“信仰需求”。
“写藏獒三部曲，是出于道德需求，那时我焦灼于应该为当下寻找一个精神符号，后来却发现在寻找灵魂和信仰的过程中，我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信仰能带来和平吗？事实上，历史和现在的很多战争都是因为宗教，因为信仰，而我在空洞地寻找灵魂，并把其归结为信仰，是不是有些落伍了？我想借这场战争去探索，是否所有的战争、信仰、文化，它的起点和终极目标都应该是一致的，就是和平和爱？”杨志军说。他希望用作品去表达自己的困惑和思考。
与创作其他题材小说不同，杨志军在写《西藏的战争》的过程中，最难的不是如何讲故事，如何塑造人物，而是如何避免民族情绪。他很清楚，“这是一场反侵略战争，写这类战争不可避免的会有民族情绪。”更何况在杨志军看来，中国的不少战争文学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复仇文学：“它缺少对人性的升华。即使有，也没有信仰的升华，所以我们很难用战争来展望未来。写西藏战争时，我也难免陷入民族主义立场，但我还是尽量用我笔下的人物去消解这种立场。我想说，两种文化、信仰的碰撞最后会走向归一、大同。”杨志军强调，这是自己一直想表达的观点。
刚开始写作时，杨志军理直气壮，充满信心，好像自己写出来，世界就会和平，但作品完成后他却感到悲哀：“实际上世界并没有任何变化，与我的小说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作家的悲哀。我在思考自己无力挽回的事情，这种想法和期待，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很可笑的，但我觉得它是必要的。既然作家要虚构，就要虚构自己应该担当的并能给世界带来希望的东西。”他不反对功利性写作，但要求自己的写作有“精神追求”。
这种精神追求或许与杨志军的经历有关。他童年时刚好赶上“文革”。“那个时候破四旧，很多书都被烧了，我就在那个火堆里面拿书。图书馆也被封了，我们半夜三更从图书馆的窗户中爬进去，我从书架上抱了一大摞就出来，有人看到我们就一直追，等人不追了，我把书摊在地上一看，那一摞书竟是同一本，都是薄薄一册的《张思德的故事》。”杨志军笑着回忆说。
他真正提笔创作，则是受到“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的影响。在陕北当兵时，杨志军有一次在农民家的炕头上发现了一本没封皮没结尾的书。“我坐在炕上等吃饭时就翻它，那是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我好奇他怎么这样写故事。”从那时起，杨志军产生了创作欲望，写起生产队的故事。
后来，他成为记者，常驻草原，整天与牧民打交道。“牧区没有多少新闻，今天写的东西半年后都可以用。所以大部分时间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生活，跟牧民去放牧。”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杨志军开始有了做“有精神追求”的作家的想法。
这个汉族“藏民”开始关注眼前这个民族和地区的发展变化，并用文字讲述他所感受的那片土地带给他的一切。在他眼中，自己与一个真正的藏民无二——大都很散漫、没有时间概念，不太有明确的目的、说话有很多比喻、很喜欢讲故事、幻想和现实分不开。藏民讲祖先的故事时，不像我们认为那只是传说，他们像是在讲自己亲眼看到的故事。“这种思维我也有。”杨志军说。
当然，不少事情也在发生变化。“本来很好的路口突然多了许多饭馆，藏民拉着牦牛搞旅游。”看到这些，他有些无奈，但也表示理解：“我们自己享受到了文明带来的所有好处，不能要求一个民族永远古老，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是永恒的，因此消失也是必然。”
而杨志军认为，自己所写的小说，就是为了挽留渐渐消失的那些美好。“消失带给我们最大的悲伤是，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在变化，生态在变化，习俗也在变化，我带着乡愁在写作，可我想表达的东西，恰恰又在迅速消失。”他说。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