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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南海，“城里人”经常觉得比“乡下人”委屈。
当广大中国农村“城市化”浪潮汹涌澎湃之际，这里却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里人”哭着喊着，要“蜗居”到农村去。
有数据显示，南海有些乡镇，这几年回迁人员数以万计。有的村户籍人口只有4000人，而实际人口超过6000人。
为什么农村吸引力那么大？股份分红，魅力无穷。
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新的矛盾。这些年，农村集体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2011年南海村（组）两级经营资产达260亿元，可支配收入约50亿元。
按照集体股份合作制，73.7万拥有农村户籍的“乡下人”，每年按时按点，都能“有钱分”。而南海区整个户籍人口有120万，加上急剧增加的外来人口，常住人口更达256万。多数人“没钱分”。
南海人有了另一个“身份识别”的标志，娶媳妇、嫁人，要先问问人家“有没有分红”。
麻烦来了。股份怎么划定？分红是多是少？谁有资格分，谁没资格分？这些利益攸关的问题，成了基层村镇的矛盾激化点，常常是扯不清、理还乱。
城乡一体化的美好愿景，也被这种身份差异所“绑架”。农民和居民，一字之差，如果在切身利益上不能“手拉手”，那么“心连心”共建家园，就只是一个梦。
“五毛和五毛是最幸福的，因为它们凑成了一块”。南海农村综合体制改革，有人说是继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之后，农村基层体制的“二次革命”。但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村改居”。
直观地说，这是为了解决一个简单的命题：城乡之间，农民与居民之间，如何“凑成一块”？
城市包围农村
南海区的GDP总量已过2000亿元，有时候看上去，却像一位穿了笔挺西装的“犀利哥”。
百花时代广场是南海桂城街道发达的商业中心之一，它的对面是南约村。一边是现代公寓、高档写字楼，一边却是低矮的村屋和厂房。
这里流传一个故事：一位村民和一位居民，两位老友，一起吃早茶。村民说，“我家在城市，却生活在农村。”居民笑着应道：“我生活在城市，每天在窗边看到农村。哈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嘛！”
“城不城、乡不乡”，南海经济这位“犀利哥”，在发展的快车道上飞奔，可能还来不及里里外外地“换装”。
“桂城已经是城市包围农村了。”区委书记邓伟根来南约村调研时，村支书劳永冠对他实话实说：如今村民两餐不愁，开始注重生活环境。可过去没什么规划，出租屋到处都是，白天打扫完，晚上又脏了。而且，人多眼杂，治安不好，不论村民、居民，意见都很大。
这正好说到邓书记的“头疼”处。在南海，这类城乡混杂的地方处处可见。
他到丹灶村调研，发现在一平方公里的“小巴掌”上，竟托着两个盘子，一个丹灶村，一个丹灶社区。村民与居民混居，却有两套行政班子、两个社区服务中心。“小孩们上学不分彼此，大人们活动却各干各的。”
有分红的少服务，有服务的没分红。城市和农村，表面融为一体，但各有各的一套运作体系。村里的设施，基本靠集体经济自筹解决，原则上遵循“自建自享”，有户籍的村民才算“一家人”。这种较为封闭的乡村社会，很难与开放的城市社区真正结合在一起。
村民们账算得清楚。平东村这几年发展玉器产业，每年有6000万～7000万元收入，目前4000多村民，在桂城街道算是富裕村。但辖区内外来人口已有17000人，是村民的4倍，每年用于辖区内行政、市政、学校、道路等公共设施的投入，超过1000万元。
“上级财政拨款每年就70万。”社区党委书记梁锡棋说，大部分公共支出费用由村集体自筹，比如学校是村里建的，80%学生是外来的。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村民在补贴居民”。
南海区城乡统筹办公室刚挂牌不久，负责人庄少伟对记者说，城乡间的矛盾，还体现了南海基层村居社区的“深层问题”。
比如，土地资源利用粗放，资产收益率低下，环境污染多发，一些“低、散、弱”的落后产业集聚在乡村；比如，现行财税体制，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投入滞后，导致“自筹”解决的乡村公共服务产品短缺；再比如，村民单家独户的宅基地居住模式，不集约、少管理，不利于规模化的公共市政设施配套，导致农村“脏、乱、差”。
区委书记邓伟根曾用100天跑遍了南海224个村。有一次，他在新境村与村委会主任陈伟才“拉家常”，聊起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陈说：“说到底，是服务没跟上、没统一，你城市享受到接触到的，我农村压根儿就没有，往大里讲，城市是天，农村是地。”
调研组很感慨。人们都说城乡差别大，经济发展由城市牵头，农村向城市输送土地、人力、资源。可反过来，城市却并没有把足够充分的公共资源，向农村输送。“城市与农村的配套不一样，其生活幸福感当然也不一样”。
邓伟根说，他喜欢“在大地上读书，到田间地头学习”，因为“智慧和办法都来自民间”。南海农村综合改革的大思路，就是从一个村走向另一个村调研的路上，逐渐形成的。
他认为，城乡统筹必须下到最基层，“一竿子插到底”。让农民跑到城里来打工式的“城市化”，至少从南海实际情况看，已经过时了。
如今，要让社保、公交、治安、民政、社区卫生服务等，这些城市公共资源和福利，“下放”到乡村去，延伸到村民的身边去。
甚至，一些具有市场化属性的社会公共服务，比如社区志愿者服务、社工服务等，为什么不能在城乡间流动起来，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发挥作用？
“可不可以引导农村，从集体包揽的社会公共服务，转向享受服务的居民公共承担费用？村民、居民，都是市民，统一待遇嘛！”邓伟根希望听到村基层干部的“金点子”，也期待着基层干部群众，能创造出鲜活的经验。
“鸡毛蒜皮里见真功夫”
不到一年，南海“村改居”工程已进程过半。
目前全区224个村，已有121个完成“村改居”，涉及48万人。整个规划工作采取民主表决形式，村民赞成率87.85%。改制工作可谓“百花齐放”。
罗村镇务庄是个老工业村。这里曾经烟囱林立，天空灰蒙蒙一片，有“雾庄”之谓。这些年，务庄村搞节能减排、三旧改造，关停了8家玻璃厂、5家陶瓷厂和两家砖厂，转而开发灯饰、电光源等“都市型产业”，开辟了新的“钱途”。
用村经联社社长潘烙成的话，就是“腾笼换鸟”，为了集约土地，发展新型产业，厂房需要科学规划，平房改楼房，“向上发展”、“问天拿地用”。
务庄“村改居”还有个创新，他们成立了“社区共建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由村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当地企业家、教育人士、法律业人士、外来常住人口代表等组成，共同商议村居社区的事务。
村支书叶登才说，理事会委员们就治安、服务、卫生、公交、教育，及城市改造和布局规划，给出了许多“提案”，并通过各种渠道推动问题解决，“这就像我们务庄的政协”。
“最受人欢迎的提案是‘奖教奖学’。”理事会成员、务庄小学校长黄燕茹对记者说，根据这一提案，村里向每个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和教师奖励现金，这对学校提升质量“很给力”。
“是啊，我也是受益者之一。”叶登才笑着接过话茬，“我孩子考上中山大学研究生，理事会还奖了2500元呢！”
“一个小巴掌上的两个盘子”——丹灶村与丹灶社区，“村改居”之后，合并成了一个大社区，共用同一个新改造的社区服务中心。
目前，这里聚集了婚育学校、家长学校、职工书屋、民兵阅览室、中医音乐室、大学生成长促进会、志愿者服务站、青少年心理咨询室等各类社会工作组织。
对当地人而言，最大的变化是，那支曾经“吵得不可开交”，以至要“划清界限”的女子舞蹈队，现在终于实现了“大团结”，不论村民、居民队员，大家开始代表同一个社区参加演出了。
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可礼之前一直在丹灶镇基层工作，他认为，“村改居”最深刻的改变是，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能渐渐弥合村民和居民之间的“观念隔阂”，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发生转变。
罗村乐安社区利用小区空置的物业，建立了“邻里中心”，有能力、有热情的义工，在这里设计了娱乐项目和各类交流活动，还开办了“谈心会”，专门解决邻里纠纷。
乐安党总支部书记吴其国说：“莫小看这个中心，这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居民会所，是化解小区矛盾的‘高手’。”而政府只需要再投入一点，就能以此为基地，培育社区自己的NGO组织。
社区很多问题看起来是芝麻绿豆，却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党委、政府费那么大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提高村民居民收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乐活人生”吗？
邓伟根说，“小事”没做好，细节不到位，“GDP再高又有什么意思？”在南海，社会管理工作的重心在基层，而做基层工作，就是要“鸡毛蒜皮里见真功夫”。
眼睛向下，再向下
丹灶社区书记杜细志在做社区书记前一直当村支书。两种“身份”，在改制前后，差异到底有多大？
他认为，从前当村支书，主要任务就是“搞钱”，经济发展了，村民就高兴，经济不行了，就得挨骂下台；而“村改居”后，社区居委会侧重于居民服务，事情更为琐碎，服务好了，活动多了，居民就会高兴。
与“村改居”政策相配套，南海落实了“政经分离”制度，村（居）党总支书记、村（居）委会主任不能兼任经联社社长。同时，坚持集体经济组织独立选举。
确权、分红这些集体经济组织里的“家事”，按法律监管，走公开透明程序，让村民们自己协商去解决，从而使乡村基层自治组织恢复其公共职能，加强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这才能理顺基层的治理关系。
从实际工作出发，杜细志认为，“村改居”后，政府投钱，推行大村居、大管理、大市政、大卫生，将城市的社保、医疗、卫生、治安等公共服务延伸到村居，好处当然不少。最关键的是，村民‘持股进城”，“原有的分红、计划生育等优惠政策不变，何乐不为？”
这些意见，说到了邓伟根心坎儿里。但他还有更长远的打算。
对“进城的村民”而言，有股份、有分红，现在看来是件让外来人“眼馋”的好事。可这毕竟只算“地租经济”，高增长的经济周期一旦过去，发展速度慢下来，太多的“食利”阶层凑一起，美国都金融危机了。要知道，这个“利”是吃不了一辈子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南海的改革设计者们，希望“经联社自治”，也是从基层经验出发，想渐渐培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风险意识”。光看分红，不注重积累；只看眼下，不思虑长远；单单想着收租子，不能认真研究新型产业，这样，集体经济也不可能走好、走远。
“成功的改革，都要向下看，从基层找方案。”邓伟根说，“一直以来，南海改革坚持眼睛向下，再向下，而不是向上。”
对于南海这轮改革的未来，新境村支书陈伟才的比喻很恰当：“村改居”的大方向绝对没错，但要有个适应阶段，把握好节奏，靠近城区的可以走前一步，然后再辐射到更远一点的区域。“这就像跳交谊舞，要是节拍没踩准，那就会踩到脚。”
“谁敢说村干部没文化，这样的比喻很哲学很生动嘛！”那次调研回来，邓伟根在他的村居笔记中，认真地记下这一句——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每只鸟拥有的，都是整个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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