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变革的可贵求索

    在没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来，营口高新区在变革中发展，扛起了“三无”园区转型的大旗。

    一无高新产业，二无资本，三无人才，“三无”反映了新升国家级园区和一些“后进园区”的现状。

    从区位上分析，它们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其他边远地区；从发展形势看，它们分散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从资源禀赋上讲，它们大多科教资源相对匮乏。

    一系列不利因素，让它们陷入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壮中。

    中国人从来不是宿命论者。但是，这一次，很多人生出宿命的感慨。不仅如此，作为国家高新区中的“小字辈”，它们在先天不足的同时，还失掉了后天降临的机会。

    因为后发，它们失去了“老大哥们”一样，依靠规模经营率先发展的机会；它们失去了“老大哥们”一样，全球大规模产业转移带来的分享的机会；它们甚至失去了“老大哥们”一样，吸引高新产业扎根的最好机会——高新企业税收政策，在各地的普惠中，原有的优势在高新区中消失了。

    “三无”园区躺在地上，带着全国高新产业战略布局的光环，某种程度上成为转型的路障。

    这些可以通过精确的数字加以说明。截至2010年年底，占国家高新区32.5%的新升级高新区，对于工业增加值、出口创汇、园区生产总值的贡献，仅仅为1.2%、1.5%、0.9%。

    除了等待，除了叹息，除了羡慕旁人，“三无”园区还能做些什么？

    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腹地上，营口高新区“转身向海”，在一无所有中开始探路——

    没有什么，就尝试获得什么；失去什么，就努力找回什么。这是一般人的惯常思路，也是营口高新区决策的依据。只不过，它的做法更彻底：在管委会的监督下，由公司负责开发和运营。

    在管理者运营者的设计中，辽宁渤海科技城成为一杆秤，秤的两端，一头是“政府”，一头是“市场”。

    不需政府管的事则减，不需政府掌的权则放。新的管理模式，试图在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试图在政府与市场之间，闯出一条新路来。

    营口高新区意在牵住管理体制这个“牛鼻子”——在中国向计划经济时代挥手告别时，“政府之手”的边界，到底该如何划定？政府和市场，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

    一直以来，这个问题为业界所关注。这是高新区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事关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

    国家高新区里的“老大哥们”，进行了不间断的长期的摸索，从管委会包打天下，到正在兴起的“联合治理”，各地高新区着力于政府潜力的挖掘。在这种前提下，一些高新区开始强化企业对于资源的配置能力，比如中关村，打通“一区十园”界限，成立发展集团，负责重大成果的落地投资。

    因为管委会的政府属性，从干预微观经济发展，转向价值发现、培育市场、公共服务，依然成为各个高新区难以跨过的门槛。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一句看来非常简单的话，往往因为对既得利益者的冲击而难以运行。作为一家“三无”园区，营口高新区何以能够在此处和“老大哥们”一较短长？换句话说，公司制运营机制缘何能在这片土壤下存活？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那些相比“老大哥们”的不利因素，恰恰成了营口高新区变革的有利条件。

    它在过往发展中的近乎空白，为这里的变革提供了“天然氧分”——因为财政不足以支撑高新区发展，在转型升级的时代大潮下，这里不可能像无锡“530”一样，在引进人才时进行巨额投入，而需另辟蹊径，通过市场化运营，给人才以风险中成长的机会；因为这里的后发，这里尚未形成成千上万家企业，管理者既有利益的诱惑相对较小，尽管在变革过程中，也会出现政府和市场的震荡，相比其他各园区还是减少了变革过程中的阻力。

    营口高新区只有20.47平方公里，只有“一区一园”，渤海科技城作为运营商，可以更大程度地打通空间，着眼全局整体布局；同时，少了若干层次的营口高新区，管委会和开发公司之间可以进行相对便利的协调和沟通。

    变革之路从来不是平静的。从伦敦的蒸汽机到荷兰的船坞，从鲁尔的炼钢高炉到底特律的汽车城，从筑波到硅谷，无不经历了权与利的博弈。这是一个崛起民族和一个崛起大国胸前闪亮的勋章，这也是转型年代的变革者必然要经历的磨砺。

    “三无”园区不必慨叹自己的一无所有。分析各自的位置不难发现，这里或将成为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新腹地。在国家转型升级的大势下，改变过往高新区的管理体系，顺应发展大势，克服千难万险，一往无前的进军。这是一种面对窘境的被动自救，更是一种面对转型的主动变革。在发展中变革，在变革中发展，营口高新区及众多“三无”园区，将在变革中扛起转型大旗，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