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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什么场合，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都为“教育用地单列”的事呼吁，教育不能直接体现出GDP——有些地方直接“挪用”教育用地招商引资去了。
对于教育优先，老百姓都很欢迎。可是，罗伟其的建议却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他调侃地说：“人家讲‘钱’，我讲‘地’”。一些人对此事不大“感冒”，认为“用地”的事比较敏感，或者觉得没有必要把城镇“教育用地”提高到那么重要的位置。
“不合适，也不可能，大可不必要。”全国政协委员、青岛市副市长王修林指出，国家在“土地利用规划中”明确了教育、卫生、住房等规定，按照指标落实下去就好，为何把“教育”单独拎出来？那么，卫生就不重要了吗？
全国政协委员、兰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智平感觉，不需要这样大张旗鼓要教育用地，不大理解这种做法。在他所在的城市，不会出现教育用地紧缺的情况。
与甘肃不同，罗伟其所在的广东，最近5年，每年平均以25万人幅度递增的外来务工子女，其读书问题成了罗伟其最头痛的事。这个数字从2001年的80万人到今年的339万人，“全国一半以上的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都没有广东外来务工子女多。这个数字甚至比整个华东地区的还多。”罗伟其这样比较。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初步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
罗伟其坦言，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和中西部部分城市，普遍面临教育用地不足问题，制约了当前和今后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影响到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的顺利实施。
“教育和相关的公共服务不能保障，城镇跟农村就没太大差异。”罗伟其忧心忡忡地说，全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加快，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
罗伟其的观点，终于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21世纪实验学校董事长张杰庭那里得到注解。张杰庭说，有些地方的办学用地，比办公司用地还难，比工厂用地的价格还要高，感觉特别受歧视。因为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建一个工厂能带动就业，直接创造很多GDP；而办学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很多开发区喜欢企业，而学校想拿到地就比较困难了。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会导致就业的不平等，进而发展到生活的不平等，最后是下一代的不平等。
据悉，教育用地比较困难的地方，集中在幼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以及民办高校，大学基本不存在这种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认为，地方政府还是比较照顾高校的，教育部门鼓励各个学校规模化发展的，就有不少。目前，反而一些民办学校占地太多、装修太奢华，有些就闲置在那里。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明确：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家供地政策和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等因素确定。
2011年年底的一份统计显示，广东省仅有3所学校的生均占地面积达到《广东省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标准（试行）》中“中心城区小学不低于9.4平方米”的要求，有7所学校生均占地面积均未达标，最低一所才3平方米。不仅广州市这类特大城市老城区学校占地不足，在一些中小城镇亦面临同样的问题。
今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拿出一组数据说话，由于体育场地设施严重不足，我国中小学体育课开课率不高，仅42.7％的小学生和25％的初中生每周上3节体育课，73.5％的高中生每周上2节体育课，“这与中央文件规定的‘每天锻炼一小时’的目标相差甚远”。
“有些地方已经冒出这些问题来了。”罗伟其说，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否则，城镇化质量就提不高，人民在城市生产、生活、学习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孩子的教育受到影响，“越发达的地区，这个问题越突出。”
作为目前外来工输入最大的省份，罗伟其为解决广东外来工子女就读问题，做了很多调研。
在广东惠州博罗县，每年的用地指标不到2000亩，政府一直想建一所高中需要300亩地，但是土地“挤”不出来。城里有几个麻雀学校，政府想改造，也由于用地紧张作罢。县委书记、县长大倒苦水，“不是不重视教育，但是土地就这么点儿，来我这里招商引资的项目很多，真的是没法摆”。
在我国，普遍存在一个现实的情况：一些城市让各个开发商自己办教育，而公办教育缺位。有些小楼盘不具备建学校，大楼盘办学也是小规模、高收费的。有些人到近郊的大楼盘生活，但是由于那里的教育水平没跟上，等到孩子上学时，又回到市区租房子。
罗伟其觉得，如果城市规划一开始就考虑这个问题，例如这块地安排多少个房地产楼盘，就要配套建多大规模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完全可以在制度设计上做到。政府完全可以从土地转让收益中去解决，或者，征地的时候，从每平方米的销售面积中去体现，这样就比较公平。
“不要和其他招商引资用的土地合在一块。”罗伟其说，希望国家在给各省下达用地指标的时候，用计划单列来确保教育优先。
本报记者 林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