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人生终点的大学生殡葬员

    他们穿着雪白的衬衫和黑色的三粒扣西装，领带笔挺，每天的晨会上，同事之间会互相检视仪容，务求庄重整洁。有人猜测他们是保险或地产经纪人，但他们语调平和，没有经纪人常见的急切高昂；也有人以为他们是公司职员或公务员，但他们的言谈中又有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和超脱。

    他们是殡仪馆从事接运、防腐整容、礼仪和火化的殡葬员，从来没有人猜中过他们的职业。

    2009年，从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毕业的21名大学生，来到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的长松园殡仪馆工作。3年来，这群年轻人在又苦又累、最容易被人轻视的殡葬一线工作中努力实践着“终极关怀”、“尊重生命”。

    在2009年长松园殡仪馆建成之前，嵩明县没有火化场，当地人习惯于“入土为安”。在最初的一两年里，殡葬员常常遇到家属强烈的抵触和责骂，甚至被人指着鼻子用恶毒的脏话诅咒。但现在，嵩明县火化区的火化率达到了100%，还有许多人慕名到这个离昆明市区半小时车程的殡仪馆来安排家人的身后事。个中原因，除了政府推行殡葬改革的强力措施外，大学生殡葬员们用高水平服务带来的感化和教育也功不可没。

    “一个人去世后，不是拉到殡仪馆，放放鞭炮，往火化炉里一丢就完事儿了。活了一辈子，落幕的时候不能太仓促。”长松园殡仪馆礼仪科科长李胤霏说：“丧礼不一定要办得多么隆重，但一定要静谧、和谐、庄重、有尊严。死亡只是一道门，逝去并不是终结，而是超越，走向下一程。我们会温柔细致地服务好逝者的最后一程，告诉他们每一个人：‘辛苦了，以后再见吧！’。”

    清明节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长松园殡仪馆，倾听这群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讲述他们为逝者服务的故事。

    “侍死如侍生”，努力营造“秋叶般静美”的氛围

    作为云南省民政厅殡葬改革的示范点，长松园实行殡葬一元化，提供“临终咨询—遗体接运—协商—入殓—祭奠—拜别—祝融升华—捡骨封罐—礼仪安葬—后续关怀”的全方位生命关怀服务体系。

    “每次上门接运遗体，总是有两人，一名接运员和一名殡导。我们到了对方家中，在动‘大体’之前，会鞠九十度躬，用专用的遗体袋处理好后，点香引魂。殡导会在路上与家属沟通，了解逝者的人生经历、宗教信仰和文化水平，以及对丧礼的要求。”接运科科长张远峰说。

    “一路上每逢上下车、过桥或十字路口，殡导会指导家属轻声提示逝者。比如说，下车时，我们会告诉家属：请您打伞遮住您父亲的头，告诉他，我们现在请他的‘大体’下车了。我们再轻轻地把‘大体’抬下来，用棺罩盖好，送进太平间。”李胤霏说，“这不是迷信，而是体现了‘侍死如侍生’的殡葬服务基本理念。如果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你会和他轻声说话，会害怕把他弄疼了，那么，他死后也应该被温柔地对待。”

    然后，礼仪师们会根据逝者的性格和家属的需求来布置告别厅。一个家庭主妇的告别厅会装点得十分温馨，一位军人的告别厅的风格就显得比较硬朗……

    “我们总是尽力满足客人的需求。”礼仪师蒋兵说。有一次，为一位画家治丧时，家属要求在告别厅里挂满画家的画作，他和同事连夜加班，把画作挂得高低有致，家属连赞“有水平”；另一次，一位客人要求在守灵期间为亲人点上红蜡烛，挂上红灯笼，而殡仪馆里只有白蜡烛，蒋兵又二话不说开车出去买。

    女化妆师许琴看上去秀气瘦小，但她纤细的十指已为上千具遗体进行过清洗、缝补、穿衣、化妆。无论性别年龄、什么死亡原因、腐烂程度如何，“轻拿轻放”都是许琴遵循的基本准则。“穿衣服的时候就好像给活人穿衣服一样，轻轻地把手抬起来，慢慢地翻动身体。梳理头发、化妆的时候，我会想象一下，怎么梳比较有精神。他笑起来是什么样的，然后着重突出一下，让亲人看了以后不那么悲痛。”许琴说。

    就在采访的前两天，许琴和同事连夜处理了一具经过警方尸检的遗体。“先用温热水解冻，由于遗体头部有伤，耳朵也断了半边，我们需要很仔细地为他缝合。缝的时候我们距离遗体只有一尺，鼻子里满是令人作呕的血腥味，针扎下去的时候手指都发抖。我们缝了两个多小时，把血迹擦干净，化了妆，这样看起来精神一些。第二天一早，他的妻子一看到他就哭，边哭边夸我们手艺好。”

    “我们不会大呼小叫地指挥家属，不会粗暴地对待遗体。我们想努力营造‘秋叶般静美’的氛围。”长松园殡仪馆的一位负责人说。

    3年来，这家殡仪馆没有收到过一起投诉。一些最初对殡葬员们颐指气使的家属被工作人员不卑不亢的态度和细致的服务所感动，临走时专程前来鞠躬甚至下跪致歉。

    “说到底，我们是服务生者”

    传统丧礼中包括尽哀、报恩、教孝、重整人际关系等一系列繁琐的礼节，引导“哀有节，葬有礼，丧有仪，凡事有度”的关键人物就是礼仪师。

    唯有“感性”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好的礼仪师。礼仪师蒋兵说，不动感情做不好仪式，你是在“装作”用心服务，还是“真的”用心服务，是一目了然的。因此，礼仪师经常会不自觉地陪着家属哭。

    但另一方面，礼仪师又要求情绪平和。“你不能很兴奋，又不可以太低落，表现得比家属更悲痛。你是负责稳定家属情绪、做悲伤辅导的人，这个度很难把握。”

    礼仪师不仅要主持丧礼，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动手写祭文。蒋兵的习惯是在家属稍稍平静的时候，请他们坐下来，边喝茶边讲述逝者的人生故事；李胤霏则喜欢在晚上回到家中，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再打电话给家属，陪着家属落泪，然后连夜一气呵成。

    “写祭文不是一个流程，从来没有模板，每一回我们都是‘动了真感情’去写。”李胤霏说。

    有一回，一位80多岁的高级军官去世，丧礼前，礼仪师李佳发现，军官唯一的儿子表现得非常冷漠。他告诉李佳，他很小的时候就和父亲分开，直到前一个月，才再次团聚相认，所以对父亲一点感情都没有。于是，李佳很主动地去和军官家中的每一个人聊天，细细询问：“杨爷爷为什么会跟儿子分开？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她写的祭文从宽容和轮回的角度阐释了人伦，感人肺腑。丧礼上，军官的儿子泪流满面，握着李佳的手说：“从来没有想到，我一个60多岁的人，会让一个20岁的小姑娘来教我什么叫人生、什么叫孝道！”

    李胤霏擅长帮助家属释放哀伤的情绪。在丧礼结束后，家属会扶灵从殡仪馆里的一条“天国之路”走向火化车间的门口，最后鞠躬告别。每当这时，他会让家属为逝者整理衣服，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了，您可以到爸爸的耳边跟他说说话，以后他再也听不到了。”

    “家属常常会因为这些小细节，把他们隐藏在心底的情绪都宣泄出来。”李胤霏说，“有时候，我把自己当成医生。当你的悲伤情绪还累积在心中的时候，你不能以更好的状态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把遗憾完全放下来。虽然我们看上去服务的是死者，但说到底，我们服务的还是生者。无论棺材做得多么华丽，睡在里面的感觉其实也一样，何况死者根本一无所知。丧礼表面上是送别亡者，但其实，这一切更多地是为生者而做，它给了生者最后尽孝、表达爱或赎罪的机会。”

    他认为，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过死亡教育、殡葬教育，大部分人明白“死亡”，是从家中第一位亲人去世开始的，但为时已晚，手足无措。“在许多国家，孩子们从小就被告知死亡是什么，只有懂得了‘死亡’，你才会更珍惜身边的人。所以，我们也承担社会教育的功能。”

    “我们3年领悟的，很多人可能30年后才能懂”

    当大多数同龄人更多地为婚恋、买房、买车而烦恼时，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却提前面对生命的终极话题。

    蒋兵说：“别人以为我们每天看死人，其实我们看的是悲欢离合、人生百态。我们在3年中领悟到的，很多人可能30年后才能懂。” 

    “当你天天看到忏悔的人，泪流满面、捶足顿胸的人，你不得不去思考。”李胤霏说，有的人在外地打拼、没来得及见父母最后一面，有的人陪女友的时间比陪父母的时间多，有的人为了一个“项目”忽视了父母的病情……所有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来，除了掉泪，什么都做不了。你记得那个著名的公益广告吗？母亲做了一桌菜，挨个儿给子女打电话，却都推托有事不能回来。我们这里上演的就是升级版。”

    工作半年后，蒋兵第一次回家探亲，父母惊讶于儿子的转变。“以前我会跟父母顶嘴、怄气，父亲打了多少次都改不过来，现在完全不会。我会很耐心地跟父母聊天，也会将自己的烦恼讲给他们听，再也不会用‘你们不懂’来打发他们的关心。是这份职业让我懂得什么是孝道和亲情。”

    在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中，“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让人不忍的。李胤霏至今记得，他实习的时候，曾有一个女大学生因失恋自杀，母亲从外地赶来，一整天抱着女儿的遗体亲吻、抚摸，喃喃自语：“我的乖女儿，我的好女儿，你怎么可以就这么走了？你知道你出生的时候，妈妈听到你的第一声哭声有多高兴？你知道妈妈一辈子为你付出了多少？”一直守在一旁、怕这位母亲做出失控行为的李胤霏“泪如雨下”：“我当时想，我一定要好好地生活，绝对不能给我的亲人带去这样的遗憾和伤痛。”

    另一次，警方送来一个死去的弃婴。没有亲人围拥痛哭，没有仪式，直接送进火化炉。李胤霏还是非常仔细地包裹好：“一般送进炉之前，我都会说一句：‘一路走好。’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孩子，我能说什么呢？”他特意看了一眼襁褓里写着的名字：“李波”。“如果我没记住这个名字，会不会有别人在乎这个生命来过世上呢？”

    这个职业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李胤霏说：“我最喜欢了解逝者的人生经历。不管他是有钱、有权还是一无所有，在这一刻都是平等的。这使我们养成了一个从结果倒推的思考习惯。工作上产生了磨擦，我们会想，10年后这是一件多么小的事啊，谁还会在意这个？所以我们从来不会太纠结，都怀着感恩的心去工作和生活。我常和人开玩笑：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呀？到我们殡仪馆待3天，包你以后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我觉得我们这一行很伟大”

    6年前之所以报考殡葬专业，许多人是因为没有考上“一本”，听说殡葬业收入比较高，又有发展前景，才选择这个专业。不过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职业再也没了这么“功利现实”的量度。

    “我觉得我们这一行很伟大。”化妆师许琴和火化科科长吴吉勇异口同声地说。吴吉勇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殡葬服务的需求层次也越来越高。殡葬员们既要做又苦又累又脏的工作，还要理解传统文化，懂得心理辅导，在举止言谈中体现人文关怀，现有的殡葬员素质将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要求。

    在学校里，他们不仅要学习殡葬理论、人体解剖学、殡葬管理、园林设计等相关知识，甚至连《周易》也要学。吴吉勇说：“你不要小看了我们火化科，我们那里涉及电学、力学、机械学和燃烧学。设备坏了，我们要自己爬进炉膛里清理维修。有的家属取骨灰时会问，这块骨骼是哪个部位的？我们基本上都答得出来。”

    面对社会偏见，这些大学生们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以前出去，人家问职业，我有时候支支吾吾地说，在民政局下属的一个单位，人家还羡慕得不得了。有的再追问，一听是殡仪馆就不说话了。”蒋兵说，“但现在，我不会再遮遮掩掩。”

    蒋兵的妻子在长松园殡仪馆从事文秘工作。这个师范院校毕业的女孩子大学时代就和蒋兵谈恋爱，开始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见过蒋兵后，发现“不是想象的那样长得歪瓜裂枣”，便要求他换工作。但现在，“他们也许觉得我比较懂事、有孝心，能对别人家的老人这么好，对父母也不会差，就慢慢接受了。”

    不过，私底下，蒋兵仍然会对这个职业受到的歧视感到不平。“人只有在生和死的那一刻是最公平的。你出生的时候，迎接你的医生是受到尊重的，可是死的时候，守护人生终点的殡葬员为什么会饱受白眼呢？”

    天生卷发、俊秀挺拔的李胤霏戴着一幅黑框眼镜，看上去更像一个韩国明星。口才极好的他曾在主持表姐婚礼的时候被婚庆公司看中，请他做专职婚庆司仪，并开出1000元一场的底价。而他主持一场丧礼只有30元钱。

    “有时候想想，婚庆主持人多风光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不像我们这里总是凄凄惨惨的。”李胤霏说。

    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过转行，并对此非常自信：“做过最苦最累的工作，不会再见异思迁、拈轻怕重。”但最终并没有离开，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传说中的高薪”，而是对这个“让我们深刻理解人生”的职业怀有一种感恩的心情。

    脱掉工作服，这群年轻人的业余生活和别人没什么不同。他们会打游戏，在网上跟人“掐架”，会上“天涯论坛”的“莲蓬鬼话”版，“看看别人怎么编殡仪馆里闹鬼的故事”。他们会一起去看电影、唱歌，李胤霏会吹小号，他们还组织了乐队和篮球队。

    爱好写作的李胤霏每次遇到有感触的人和事都会记下来，至今已积累了好几本素材。他希望当他有更多阅历的时候，将这些故事写成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