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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两件难事。一是把别人兜里的钱装进自己兜里，二是把自己脑袋里的东西装进别人脑袋里。而创业教育，正是将这两件难事结合在一起，难上加难。”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路军说。
创业怎么教
2005年团中央引入KAB项目之前，中国的创业教育领域几乎一片空白。自然也鲜有人思考过“创业到底能不能教”这个问题。随着KAB项目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创业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也引来了各方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创业就是职业选择，是可以教的。一种观点则认为创业需要天赋，有的人怎么教都不可能创业。”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陈高生说，“我认为创业教育可以提高创业成功率。”
在浙江理工大学，创业教育模式则由四个层面构成。第一个层面是面向所有学生，植入专业教育中，从而解决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对有条件的学院探索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建创业实验班；第三个层面是对一些有创业知识和技能需求的学生，给予选修课、创业实训平台、导师介入等；第四个层面是对已有一定的资金、项目、团队和设想的学生，给予创业实践平台以及资金支持。
目前，中国大学生毕业创业率不到2%，更多人选择先就业再创业。因此，创业教育不但要教会学生创建新企业，还要培养工作岗位上的创新者，以及培养创业学者。陈高生认为，针对三种不同的目标，可以将创业教育分为普及型、系统型、专业型和综合型四种模式。通过讲授式、问题探究式、训练与实践式，以及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每种教学法按其本质来说都是相对辩证的，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每种方法都可能有效地解决某些问题，而解决另一些则无效；每种方法都可能有助于达到某种目的，却妨碍达到另一种目的。”陈高生说。
在国外的创业教育中，教学质量评估也是一项重要内容，但在陈高生看来，现有的所有评估指标或体系都存在缺陷。“要全面权衡一个项目是否成功，可以采用积分卡的形式。创业教育的评估还要兼顾社会满意度和学生满意度。”
创业教育需要回归实践
在创业教育系统中，相对于理论的传授，实践被认为是更重要的培训环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刘帆认为，有限的创业资源应该配置给最有效的创业者，以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创业教育是科学，但最终需要回到应用层面，因此要强调实践。”
浙江理工大学就在创业教育实践方面进行了有效尝试。
每个月，学校会定期举办两次模拟自由贸易市场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接受以团队形式提交的申请。申请成功者就可以得到市场上一个“摊位”大半天的经营权。浙江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徐颖云介绍，以团队形式在自由贸易市场进行实践，是为了让学生进一步了解职场，理解团队的作用，同时也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最终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浙江理工大学位于杭州最大的高教园区，共有15所高校集中在此。晚饭后，下沙高教园区内就会摆出“创意集市”，展示大学生们自己的创意产品。随着申请准入制度的完善，“创意集市”吸引了下沙高教园区许多学生，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的另外一个实践平台是依托教师的科研项目，由教师带领学生进入工作室，以教师的横向课题所在单位为他的背景支撑。”徐颖云说，“我们还帮助一些学生工作室进入企业，直接把他们的创意和产品进行市场化。”
学校的创业园则更多以孵化功能为主。每一个创业团队都由大一到大四的学生组成，如果孵化成功，大四的学生就到校外重新注册公司，把团队留给在校的学弟学妹。
2009年、2010年，人民网和校友网共同发布的全国大学生创业富豪榜前100强中，有4强来自浙江理工大学，其中一位学生还入选了福布斯青年企业家名单。
“我们会更加关注地方综合性普通本科院校，它们的创业教育功能大多定位在校内创业孵化的作用、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以及为大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奠定创新创业的基础。”徐颖云说。
创业教育体系尚未形成
美国创业教育的详细案例体系让路军非常羡慕。“一个好的案例能够全方位展示完整的创业过程，清楚地看到从哪个视角能够触及决定创业成败与否的要点。我国创业教育在这点上极为欠缺。”路军说，“要上好创业课，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打造一个能够服务于创业课堂的案例体系。”路军希望，以KAB平台为核心，集众家之力，共同贡献一些有价值的创新案例，构建一个完善的创业案例体系。
“虽然许多高校都在开展创业教育相关工作，但形成体系的并不多。”徐颖云认为，有些高校仍停留在理论层面，更多的学校开展很多相对零散的创业教育活动，但不系统。“有的学校是主动去做，有的可能是看到别人都在做，好像自己也不得不做，还有的是政府提供了支持，所以要配合着做。”徐颖云说，“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学生需求和社会需求这两个最本质的角度去考虑。”
另外，徐颖云认为，高校内部创业教育部门的繁杂也是影响创业教育效果的问题之一。“部分院校对创业教育和自主创业没有足够的统一认识。一个学校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加之制度上的配合和各个层面、各个部门的推进，再把现在正在进行的零散的活动纳入整个体系中，才能实现创业教育应该达到的效果。”
本报记者 黄丹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