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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来，网名“文侠”的胡全志向政府部门写过30多万字的建议，如今，他终于有机会将自己的新建议直接摆在武汉市市长桌前。
几天前，武汉市政府参事室公开选聘3名民间参事的新举尘埃落定。技校教师胡志全、城管队员陈勇、政府科员施岚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新参事，很多市民则称呼他们为“布衣参事”。
一些与规则有关的改革为这场选拔赢得了赞誉：它不仅打破了首聘年龄55岁的年龄下限，还打破了政府参事“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就是退休高官”的人员结构。
我则被一些选拔程序上的细节所吸引：评委团里不止有官员，还包括市民、媒体人和学者；笔试、面试全部匿名并由纪委全程监督；而建言设立“布衣参事”的民革成员施平，甚至没能进入面试阶段。
程序、公开、参与，这些词汇正与这场参事选拔相结合，它的意义是多维度的，而我尤其看重其在民主训练方面的价值。
参事室副主任向悦曾告知媒体，起初的意见有以下三种：第一，由市长直接来决定人选；第二，仍由单位推荐，几个部门研究；第三，则是公推公选的方法。作为评委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赵振宇回忆，在决定6进3的过程中，评委们曾发生争论，“开会到晚上10点”。原因是有人想采取更为保险的做法，让统战部门从中选出3人。
他们最终遵循的原则是：减少限制，尽力打捞沉默的声音。这足以令人拍手称快，起码，在这场以公众参与为目标的政府行为中，公权力在出发时找到了边界，并尊重了程序。
其实，参事制度的历史沿革本身便颇具隐喻性。清末民初，参事本是一个官阶。建国后的参事室则兼具统战与咨询的角色。20世纪末，参事的选聘又经历了从看重政治身份到青睐学者的转变，及至今日布衣参事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背后能读到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公权力至少在姿态上越来越惮于自说自话。而更进一步的期许则是，作为政策决定者的政府，有没有勇气迎来事实层面的变革。即不仅允许百姓发声，也允许百姓通过发声的方式，去影响那些改变他们生活的决策与行为。
这种变革，必须来自于观念上的认同。作为强势的一方，政府应该从心底里尊重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并相信这种尊重所带来的正能量，相信多元利益的充分表达可以、也必将为公共政策注入理性与建设性。
而如果上述认同成立，则意味着政府愿意以对话者的角色与公众商讨，也意味着政府不仅要有听真话的决心，还要有听坏话的勇气、听错话的雅量。毋庸讳言，这是一种以协商对话为准绳的公共参与训练，其实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日常的民主”。
这分期待，当然不止要送给政府。在这场民主训练里，我们对布衣参事可能的作为报以厚望，但更重要的评价标准是：尽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由此保护公共精神；既保持布衣的本色，也保护“不依”的品质。
一些见诸报道的信息便与此有关。在当选前，胡全志曾在网上发布《市民参事网上征集建议专用帖》，他写道：“市民参事不是官职，也不是荣誉，只是责任。”而在获颁聘书那天，武汉市市长唐良智曾特意让到一旁，邀请在场的摄影记者为3位参事单独合影。与之对应的还有市长的明确表态，他说，市民参事不仅是建言献策者，更是监督者。
这些言谈和姿态令人高兴，“不依”的参事与“布衣”的市长，都是公民。
同样不该忘记的，还有这场选拔中的落榜者。
27岁的霍成龙是进入最后一轮的参选者中最小的一个，他曾用了4年的时间编写了一本《武汉市民手册》。决定参选的时候，很多人纳闷地问他，“你怎么还想参选参事？”这个年轻人这样回答：“这是社会公共事务，我怎么不能参加？”
在172个落榜者中，最小的21岁，最大的83岁，90%以上是自荐。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和我们一样，每天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上下班，住着拥挤的房子，过着平凡的生活。但他们对社会有所期待，对公共生活有所关注。而这些期待与关注，就是公共参与的开始，并最终会成为一种有质量的民主生活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