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想问特首你，在你竞选时做出的承诺当中，有哪几样是未曾做到的，你又为何做不到呢？”满头白发的立法会议员黄宜弘盯着曾荫权问。

    “2007年我们所做的承诺一共有173项，其中169项已经完成、在进行中或已经启动，但的的确确是有4项未能完成的。”香港特首一五一十地回答道。

    这是曾荫权任内最后一次出席立法会答问会时的场景，此时，距他卸任之期仅余16天零8个小时。在过去的7年里，站到官员议席上接受议员的质询，几乎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与之构成某种隐喻的则是立法会大楼议事大厅的结构：特区区徽下方是立法会主席座，正面和左手边是议员席位，右手边是官员席位。两侧正上方高高在上的位置则是公众旁听席，只要出示身份证件，香港市民就可以进入旁听。

    一篇介绍立法会的文章曾这样写道：“高高在上的旁听席，使市民在上，议员和官员在下，没有任何秘密，一切尽在眼中。也许这就是议事大厅的设计者有意或无意地传达的政治理念——所有政治家都必须时刻牢记，虽然被赋予了管理国家的权力，但真正掌握权力的却是‘他们头顶’上的人民。”

    立法会在香港被视为民意的代表，拥有制定法律、对政府工作进行质询，甚至弹劾行政长官的职权。在这个700万人的城市里，民主这个词，已经潜移默化地变成了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出现在官塘区重建项目的居民大会上。政府官员、开发商要坐在居民对面，回应与如何重建、如何赔偿、如何规划有关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在长达两年的咨询时间里，这样的居民大会要举办60场。香港市区重建局主席张震远曾明确表示，重建项目的速度绝非首要考虑因素，绝对不可“剥夺居民表达意见和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

    这种生活方式出现在2009年立法会政府账务委员会聆讯邓尔邦的答问会现场。面对律师出身的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议员们毫不客气，连珠炮似的质问其28人晚宴如何花掉1.52万元，质问其赴京为何住3000元一天的套房，质问其在室内空气质量极佳的情况下为何用7.8万元买空气净化机。在这场面向全港现场直播的答问会上，邓尔邦几次发言均被议员们打断。

    这种生活方式还出现在香港特区政府艰难的申亚之路上。2011年1月14日，“14票支持，40票反对”，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毫不留情地否决了特区政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拨款申请。而特区政府申亚专责小组亦接受这一结果，并表示，“社会各界已有充分讨论，香港是多元化社会，政府方面完全知道社会对申办亚运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关注到需投放60亿元，会否影响其他民生开支。”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在香港生活近30年，他曾说香港唤起了他和太太黄美芸的“个人权利意识”。而黄美芸则这样评价这座城市的民主生活：“香港人可以出声，政府也会听。”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荫权称香港人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是“以完美为标准的”，并开玩笑说，“我们每天都可能要被拉进法庭”。

    自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的民主发展在制度层面亦稳步推进。

    1998年5月24日是香港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许多香港市民冒雨走向各个投票站，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的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在那一届立法会的60人组成名单中，有三分之一的议员来自直接选举，现在这一比例已经变成二分之一。

    而每到区议会选举，香港街头便热闹非凡：手持“咪”（麦克风）的候选人要一遍遍地向街坊们宣讲他们并不宏大的“蓝图”：或许只是保护当地的一棵古树，或许只是游说政府部门多在此处增设某路巴士。如果败选，他们也会拿着“咪”冲着楼群喊话，去感谢每一位投过票的街坊。而这番新鲜图景，还包括那些印有候选人头像和“日以继夜，夜以继日为您发声”这类竞选口号的大幅海报，以及作为助选员穿行在楼群间负责“洗楼”的年轻人。

    香港回归15年，曾荫权对未来充满期待。他说：“今年举行的特首选举上，我们选举委员会已经更民主，扩大到1200人。下一届选举在2017年，我们将有全民普选的特首，可能最快2020年立法会也要进行全民普选。”

    在这座城市，有许多普通的香港人，他们并没有显赫的身份，却有着和曾荫权相同的期待。

    他们是手捧报纸看时政新闻喝早茶的老人，是打开有线电视财经资讯台观看立法会现场直播的上班族，是亮出身份证走上立法会旁听席的热心市民，也是在立法会大楼的模拟课堂里扮演议员的小学生。

    一个做了30年义工的香港人说：“梁先生也好，唐先生也好，其实谁上都一样。香港人监督政府的决心不会变。追求民主法治的路，香港人会一路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