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能靠计划“炒”出来

    我们鼓励科研产出的方式具有“热炒”的特点，基本上沿用了计划体制的模式，由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编制项目指南，督促科研人员申报竞争。这样的“计划学术”很难体现科研人员的自主性和创新冲动。

    创新能力不足越来越成为转型发展的瓶颈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话题再度升温。

    我国经济较长期的快速发展举世瞩目，但这种主要建立在大规模引进外资、低保障廉价劳动力和粗放利用资源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我国工业创造的利润大部分为跨国公司所得，低价竞争和贸易争端也愈演愈烈，还造成了相当紧张的能源资源形势，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产业能级和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那就只能靠外围打工，继续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路子。无论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还是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都是一个战略性选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国科技事业在组织、内容、技术和效益上取得了相当发展，科技人力资源、研发水平、产业规模均具备了自主创新的基础条件，在一些领域也有较强的竞争力。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仍然是制约我国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与此相关的科技与经济、研发系统与产业系统相脱节的情况也没有根本改变——焦点是如何改进自主创新的组织结构、支撑体系和激励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办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科技跟踪仿制比较多、自主创新比较少的局面。问题在于，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总是引不进来的，创新能力更不可能靠购买。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的某个阶段，集聚创新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与技术，主导了国内市场，支撑起若干国际品牌，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表现出色；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创新乏力，高端产品和市场被人家占领，失去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还间接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由此可见，转型发展，必须突破创新瓶颈。

    创新不能靠计划也不能“热炒”    

    从国际权威的《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收录情况看，近年中国科技论文产出已名列世界前茅（分别居第3位、第1位、第2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连年增加投入、科研人员在现行评价体系激励下奋发有为的结果。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全球竞争力年鉴》（WCY）中，2011年中国大陆在5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8位。最近几年体现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若干指标有升有降，但其中基础设施类指标（包括基本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科学基础设施、健康与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基础设施）仍然处于中下水平，特别是有关技术、健康与环境、教育的劣质指标还比较多。

    我国与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差距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科研质量不高，尖子人才比较匮乏，还有科技投入效率等问题。也就是说，我国科技创新活动规模已相当可观，但含金量还不足。

    我们鼓励科研产出的方式具有“热炒”的特点，基本上沿用了计划体制的模式，由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编制项目指南，督促科研人员申报竞争。而这些“指南”其实大都踩着人家的脚印，既缺乏原创性，也难见可连续性。在项目管理上，也是依据预先编制的技术指标和时间节点，尽管貌似有中期检查、结题验收等等，但大多数还是走过场。这样的“计划学术”其实很难体现科研人员的自主性和创新冲动。现行科技体制的政策导向、管理措施尤其评价体系看好的是立竿见影的东西，看发表了多少论文，而并不顾其影响力和实际效用。于是乎，一方面，科研人员为了获得经费支持，便急于出成果，至于这些成果是怎么来的，质量如何，则少有过问；另一方面，评价如果只盯着成功，那就等于鼓励人们选择风险小的研究方向，抑制创新的尝试。

    评价（包括立项、考核、晋升、评奖）不当，就会助长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甚至弄虚作假的风气。且不说拉关系、走后门，乃至与评价环节有各种勾连的腐败因素，这种评价体系实际上“逼着”一些人千方百计“包装”成果，搞形式主义，化整为零，变简为繁，数量多多，质量平平。还有，我们过多过滥的评奖，与评“五好”、“十佳”差不多，排排坐，分果果，科研活动以外的人际关系、利益协调占据了相当大分量，严重背离了奖励的初衷。

    好的制度激励人，不好的制度消磨人、折腾人，甚至腐蚀人。我国科研缺少原创性，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研体制改革滞后。如果说早些年的制度设计是为了激活科研人员的工作热情，现在时过境迁，弊端渐显，它使得一些人无暇领略科研活动带来的愉悦，而过分看重数字“游戏”，陷入不胜其烦的填表泥潭不能自拔。长此以往，科技创新的实际投入势必相形见绌，又怎么能避免浮躁浮夸、弄虚作假的事情屡屡发生呢？

    激励创新更重要的是好奇心与制度环境

    2010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5700万人（2005年35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255万人年（全时工作当量；2005年137万人年），连续数年居世界第一第二位。全社会科研投入（R&D经费）近年保持20%的增速，2010年超过7000亿元（是2005年的2.9倍），经费支出升至世界第3位（2005年是第6位），占GDP的比例是1.76%（2005年是1.32%）。我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的国际专利世界排名第4位（2005年是第10位；但其中相当部分是跨国公司在华申请，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论文数量世界第2位（2005年是第5位），被引次数世界第8位（2005年是第13位）（见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报告2010年》）。我们的投入和产出还不那么成比例，缺少的不是人才，也不是金钱，而是货真价实的创造能力。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被提升为国家战略的要求，当然要支持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具有明确任务取向的应用研究，但丝毫不意味着基础性研究就要歇工。基础研究犹如科研活动的长线投资，忽视了它，就等于遏制自主创新的源泉；基础研究还具有很强的“好奇”取向，只有耐得住寂寞，专心致志，埋头苦干，才有可能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要在科研活动中取得创新成果，不但需要科技人员孜孜不倦地钻研和活跃的创新思维，更需要鼓励钻研和创新的制度环境。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个科技人员都成为淡泊名利的谦谦君子，但是科技体制特别是评价体系作出的制度安排应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

    创新的冲动究竟来自何方？功利目标或可激励于一时，但产生不了持续的热情和钻研精神，更谈不上什么创造力培养。要求所有研究都满足社会需要，都要实现转化率，表面上很积极，实际上很势利，对自主创新的长期表现有害无益。创新本身是有风险的，应该有足够的宽容允许“另类”，允许有错误和失败。

    创新允许有错误和失败，当然不是指那种移花接木、虚假编造、剽窃冒充等不端行为。一般来说，科学界的欺骗行为比较少，这既由科研人员的总体素质决定，还要归功于他们的工作必须要获得同行认可，归功于全社会对科学事业的信任。但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因为科学界的诚实不完全取决于科研人员的个人品德，还要受到制度（体制）的诱导。如果科研人员把大量精力时间用在争取项目和经费上，要费很大力气做表面文章，还要为了应付各种评价活动，挖空心思到处打探，搞“公关”，就难免出现许多违规甚至不法行为。我们现在并不缺少对不端行为的道德谴责，缺少的是更有力的制度约束和惩罚机制。

    无论如何，制度建设对于创新活动具有全局性、导向性和基础性的意义，切实改革相关体制机制的制度效应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