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7岁时下乡务农,日子过得有些尴尬。挑粪,别人健步如飞,我一步三摇,赶不上十三四岁的小孩。锄草,别人连耍带唱,我锄上一截就累得直不起腰。大拨儿社员早已进入工间休息,一袋烟都快抽完了,我才勉强跟上来,干完该干的活儿。
愁眉不展之际,我竟然想找点可以偷懒、工分又不低的营生去做。当时的分配体制,不是奖勤罚懒,而是吃大锅饭,于是奸猾之徒有空子可钻。我的想法遭到房东老汉当头棒喝:“城市娃娃,做营生跟不上,那不稀罕。后生家,受些苦怕甚?出力长力,惜力没力。”
说来也怪。我听了房东老汉的话,第二年便感觉自己的生活从容了许多。帮邻居盖房,我也能连续飞抛土坯;往场院运庄稼,我也能用铁叉挑起巨大的“个子”,将它们扔上马车;装着六斗粮食(约90公斤)的麻袋,我扛起来,闲庭信步……“这娃儿长成了。”房东老汉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打几下,慢吞吞地说。
21岁时进厂做工,好像有一点底气,因为我已经具备粗浅的务农经验。师傅当时40岁出头,是六级钳工。
一天,师傅拿来一小块铁料,要我锉成边长12毫米的小立方体。我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不惜力、不动脑地锉开了。看看尺寸差不多了,师傅用卡尺量了一下,然后问我:“对角线是多长?”“就这么长。”我用两个手指头比画着。“‘这么长’是多长?你计算过吗?”我语塞。“你以后少说没尺寸的话,那不叫机械工人。瞧你锉的,几个对应面都不平行,歪七扭八,食堂大师傅切出来的豆腐丁儿都比它规矩。”我蒙了。师傅大手一甩,我锉出的“豆腐丁儿”进了废料堆。“你记住,机械工人就得‘机械’,开口得有尺有寸,出手得横平竖直。”
噢。我似乎悟出了师傅的用意。
那时正值“文革”后期。由于年轻,好歹又认识几个字,进厂没几天我就被任命为“理论辅导员”,外出听报告,回厂作报告,鹦鹉学舌,宣讲“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师傅想告诉我,作为机械工人,你的技术还不合格,不应该让那些虚假的东西占据你的生活;至于为人处世,你差得更远。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有幸上了大学。离开工厂时,师傅亲手用铁料锉出一个边长12毫米的小立方体,貌似漫不经心地送给我。我用卡尺一量,它的尺寸误差不超过0.02毫米,所有的棱线、对角线、平面都规规矩矩。虽然未经任何表面处理,但在我眼里,它的六个平面上那细腻的锉纹,就是极美的装饰。
我至今保存着它——有尺有寸、横平竖直的标志。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家人文社科杂志社的资料室做图书管理员,兼任清洁工。
我不惜力,把自己负责管理的图书排列得横平竖直。我一边打扫书库,一边对照分类表,一类一类、一架一架地记住各个类目之下都有些什么书。小憩时,翻看目录卡,回想库中书,一个中等规模的图书文献体系逐渐在我脑海中形成。
“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吗?”一位读者问。“目录卡里要是没有,那就没有。”我回答。“别处能找到吗?”“不知道。”
“不许说‘不知道’。”说话的是资料室主任,我的领导,上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我们有《古史辨》,顾颉刚先生发表在《古史辨》上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就是《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的前身。”答复了读者,主任回过头来对我说:“你记住的那点东西不够用。丛书、套书的子目必须熟悉,同名异书、同书异名的情况必须了解,每天都要翻翻《中国丛书综录》、《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
我表示愿意学习。主任又严肃地说:“任何专家,教授、研究员也好,医生、工程师也罢,谈到其专业领域以外的事情,都可以说‘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行当——图书管理员,永远不许对读者说‘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对不起,我帮您查’。揭示文献信息,也需要学问。”
这番近乎迂腐的话,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共鸣。我开始关注各种书目,关注各种通用及专业工具书,还不厌其烦地剪报、摘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滑稽地、不合时宜地“积累”知识,念叨着“一物不知,学者之耻”的梦话。有读者找《洙泗考信录》,没有单行本,我会推荐《崔东壁先生遗书》。有读者找《都尔的本堂神甫》,没有单行本,我会推荐《傅雷译文集》某一卷。灰头土脸,乐此不疲。
年过不惑,直至退休,我在一家大报做检校工作,此前笨拙的积累派上了用场。对传统文献和工具书的熟悉、对语文规范的了解,让我这个半路出家、名不副实的“报人”工作得挺愉快。常有年轻人诧异于老朽记忆之芜杂、之坚牢,那是因为他们太习惯于搜索、复制、粘贴。我仍然不惜力。检查报纸大样,宁愿麻烦,也要查资料。标注修改符号,我尽量做到横平竖直。我愿意把旧大样叠得有尺有寸,整齐划一。
如果说,肯“出力”是做事的前提,那么“尺寸”和“平直”便是应当努力接近的标准,“不许说‘不知道’”则是更高、更广的要求。这仅仅是就“做事”而言。实际上,它们更表达着某种只可意会的“做人”境界。
说不上茅塞顿开,说不上醍醐灌顶,可这几句直白的话就是那么有滋有味。这些,正是房东老汉、钳工师傅、资料室主任 “影响”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