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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三牛风波》，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来多次重版，目前已累计发行超过十万册——这在当下疲软的出版市场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三牛风波》描述了23岁的清华学子焦三牛大学毕业后，献身我国西部大开发事业，来到甘肃省武威市下属县、乡迅速扎根，并成长为合格的领导干部的故事。《三牛风波》中，一批投身老少边穷地区、支援西部建设的清华学子形象跃然纸上，反映了当代青年坚定的信仰和在创业中实现自我的崇高精神。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解剖“三牛风波”，展现了一批为实现当地经济跨越式发展，以改革创新思想大胆引进人才的领导干部形象，同时，也为广大青年的成才之路呈现了另一种绚丽风景。
从清华学子当县官看干部任用机制
记者（后简称记）：很多青年读者读了《三牛风波》后，对于投身西部大开发事业，选择自己创业成长之路，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有很多企业家读了《三牛风波》之后，热情地去武威当地投资——据说目前已经达到10亿元。你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界“国家叙述”的代言人，这一次为什么选择焦三牛？
何建明（后简称何）：如同记者关注新闻一样，报告文学家关注社会热点，这同样是一种天职。我最初选择“三牛风波”作为关注点是因为清华学子焦三牛毕业后去西部当县官竟在网上有许多非议——网络时代，人们对事件、人物、新闻的看法，五花八门；对事实了解的不够全面，使人们永远存疑，有争议，缺乏信任感。另一方面，主流价值观又认为网络上流言蜚语太多。这两者间的矛盾在“三牛风波”中体现出来。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这件事更客观地告诉公众。
记：除了告知事件真相本身，还能够告诉公众些什么？
何：写《三牛风波》时我感到一些深层的问题。第一，焦三牛的成长、上升、发展……反映出一种我们干部任用机制上的问题。试想，如果大家不了解焦三牛的故事，会认为这种对焦三牛的突击提拔，一定是关系户，一定有背景，一定是因为“我爸是李刚”。当下社会，这类的人与事也非常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是：当前老百姓对干部任用机制，一方面觉得有其严肃、严格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觉得什么都不相信。这是值得重视和警醒的——当人们对社会、对执政党、对社会上正面的东西，总是存在质疑的时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哪里？主流价值观能不能被老百姓接受？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有多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报告文学家，我的初衷是告知社会：确实有值得人们信任的东西，我们党是值得信任和热爱的。这就是我想通过《三牛风波》达到的基本目的。
其次，这部作品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即是：当前社会上像焦三牛的青年学子，到西部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需要他的地方去，不抱什么“一定要升官发财”的想法——这样的实践者有没有？事实是真的有。我要去寻找这样的人。同时，试想，焦三牛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找一个相对好的职业，同样能够很好地生存、很顺畅地上升，他为什么要选择另一条道路？我认为，弄明白他的志向、理想、抱负、心态，比弄明白干部选拔制度更重要。因为这涉及如何引导青年人走正确的人生道路。
第三，作为甘肃省委、武威市政府，对吸引、扶持、培养内地的优秀人才，怀有一种求贤若渴的心态，持有一种力举千钧的魄力。他们一是解放思想、力图革新。二是他们用领导的、长者的甚至父母的眼光与心态，来关怀、引领、扶持这些年轻人，真是难能可贵！
“高富帅”与焦三牛谁更有魅力
记：焦三牛等年轻学子到县里当县官，究竟能力行不行？
何：我一边采访焦三牛，一边也在用自己的经验判断他。我发现他虽然才23岁，但很成熟、老到，也很有抱负。他一直强调自己是清华人，清华人是要做国家栋梁的。他谈吐之间，思路敏捷，宏阔大气，常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他刚到武威市时，跟老百姓打交道很有一套。当然，他也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自卑，但是当地老百姓知道他的名字后，却觉得很亲切——嘿，三牛，好！他很快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摆脱了学生腔，没有一点隔阂。
《三牛风波》中还写到一个清华女孩名叫蔡晨晨。她是北京人，独生子女。一家银行年薪20万元聘请她，她放弃了。还有一名大学生叫康石，也马上要提为乡书记。
记：你认为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选择？
何：现在评价都市年轻人总说“高富帅”。“高富帅”自有他的价值、魅力、前途，但是选择另一种道路——比较艰苦的、草根的、朴素的、底层的——有没有前途呢？焦三牛工作的武威市下属县乡，生活条件不好，很艰苦。但他却立场坚定、方向准确、工作努力，在那片土地上融入青春、热血和理想，他非常有自我实现感。
他们对于中国现状的了解，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对于中国国情的认知，一定是深于“高富帅”的。我以为这样的人终成大器——这个印象对于他的选择初衷，是一个注脚。对于引导其他年轻人作出这样的选择，是一个启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高富帅”们相对显得稚嫩和肤浅，他们对人生的追求，既没有焦三牛们崇高，从现实上说，也没有他们长远，更没有他们“科学和艺术”。
文学应该“有能力说到要害上”
记：一部书对于一个时代，能不能有推动的作用？
何：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不能简单地呈现一个事件，而要“拔出萝卜带出泥”，由此引出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才是我们作品要实现的。
当然，这中间涉及文学自身的问题：小说作品，也可以记录这个社会的形态，给人们提供身心的新发现与支持，但报告文学家的天职是记录时代。实质上，无论哪一种文学体裁，都应当把“参与社会生活、促动人类进步”作为自身职能和任务。
这本书已给当地带来的投资达10亿元，这当然是直接的益处，这是我愿意看到的。我更愿意看到的深远影响是：这部书能够给我国地方政府的干部任用机制，提供启示或借鉴——思想解放不能光说，要通过实例来解决问题。《三牛风波》乃至报告文学本身，就是要通过社会影响，参与社会进程，我认为这比写内心情感、杯水风波更有意义。
记：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请问对当下文学的看法。
何：报告文学或者说任何文学样式，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都要承担这样一份责任——关注社会生活，参与社会进步，影响社会进程。这是文学应该具备的要素，也是其核心价值所在。文学不能允许自己是社会的旁观者和记录者，文学应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为什么强调这一点？现在许多文学人都在远距离看社会，可以赞颂，可以批判，可以质疑，但是社会生活的好坏似乎和他没有关系。我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或者说主流文学对这个时代不能仅是简单的呼应，还应该参与。文学应该尖锐，应该有能力说到要害上。总之，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百双手里，至少要有文学的一双手。否则它就会自甘边缘。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