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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长的贵阳人陈朝文一直想为家门前的南明河做些什么。在他的记忆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贵阳人称为“母亲河”的南明河清澈见底，傍晚时分经常有人在岸边垂钓。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河水开始渐渐浑浊，钓鱼的人也慢慢不见了。
陈朝文很想管管那些污染“母亲河”的人，但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究竟怎么“管”，是他一直琢磨的问题。
和陈朝文琢磨同一个问题的，是贵阳市乌当区环保局局长杨阳。
在旁听了一次“环保人士起诉企业污染环境”案件的庭审后，乌当区环保系统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怎么让辖区内的30多万名老百姓都来监督污染环境的黑手？
“打通各渠道，让乌当区环保局的40多人变成30万人。”杨阳坦言，这可能会触及某些人的利益，需要拿出些勇气。
谁举报，就奖励谁
很长一段时间里，乌当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包里都会背着好几摞名片大小的卡片，走到哪儿发到哪儿。
这张名为“公众环境监督卡”的小卡片制作非常简单：正面用红色字体印着污染投诉举报电话，电话号码后面用括号标明“白天”和“夜间”，背面同样用红色字体印着“如果您发现乌当区域内环境违法行为，欢迎举报。经环保部门查实并实施处罚的，给予200~500元的奖励”。
每到村寨里发放卡片时，环保局工作人员都不忘提醒村民一句“举报对了有奖励哟”。
“奖励举报污染环境的人，应该能带动更多人参与环境监督。”乌当区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白其彪说，这是让环保队伍有可能变成30万人迈出的第一步。
在一份《贵阳市乌当区环境保护局环境污染举报奖励制度（试行）》的文件中，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举报奖励的范围包括了15项内容，从“给当地环境和人民生活带来不良影响的环境违法行为”到“造成严重污染事故”，几乎包括了普通老百姓能想到的所有环境污染问题。
和“公众环境监督卡”上内容不同的是，奖励的金额提升到最低300元，最高1000元，并确定了不同情况下奖励金额的范围。
这样的办法很快带来了意料之中的效果，人们口口相传之后，举报电话响个不停。接线员也会时感烦恼，举报电话有很多来自外区，有的甚至来自300多公里以外的其他市州。
也有让白其彪和执法队员们逮个正着的。
有一天，一个养鸭子的老汉突然打来举报电话，说有企业的污水毒死了他的鸭子。接到电话半个小时后，白其彪在现场看见了死的鸭子。凭着多年的执法经验，白其彪确信死鸭子身上的毛沾染了油性物质，“这很可能是超标偷排”。
沿着河道，执法人员很快发现了隐秘的排污口，并对排污痕迹现场取证。铁证面前，涉嫌偷排的企业承认了自己的行为，并现场对养鸭老汉进行了赔偿。在对涉事企业下达了“立即停止生产、限期整改并罚款”的处罚决定后，养鸭老汉从执法队员手里接过了300元举报奖励。
“知道周围老百姓的眼睛随时盯着举报，企业超标排污就没那么大胆子。”白其彪说。
确保监督效果必须打破感情因素
为了确保举报监督效果，乌当区环保局定下一条铁律：接到辖区内的环境违法举报后，1个小时内必须到达现场，24个小时内初步回复当事人，7天内办结整个案件。
这条规定让白其彪自嘲“自己给自己多找了1/3的活儿”。
杨阳坦承，要确保环境污染举报的监督效果，不仅要自己鼓足勇气，还要打破很多情感因素。
杨阳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如果每天电话铃声响个不停，环保局的工作量会大幅度增加，在执法队员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不能1个小时到达现场，怎么向群众解释？如果每个执法队员24个小时都高强度工作，他们能不能受得了？
环保局工作人员也耳闻，辖区内一些企业对严格的环境监督有了担心，可以预料的最坏情况是，有的企业会考虑搬迁到监管较松的区域发展，那将会给辖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杨阳还暗暗担心，这样的做法可能不被其他部门和领导理解，严格的环境监督会让招商引资变得困难。曾经，区里的两个引资项目在最终落实前被环保局否决，把到手的“鸭子”拱手让给了别人。
事实上，杨阳的担心被更多的支持化解了。
在拿着环境污染举报奖励制度的方案向区领导汇报时，杨阳想着如果区里能给两万元的资金支持，就很不错了。
“那要是举报很多，奖励需要10万元呢？”区领导问杨阳。
最后，举报奖励制度的方案顺利通过，但原本需要划定的奖励金额改成“上不封顶”。杨阳得到的指示是：有一例污染举报查一例，查实一例处理一例，符合奖励条件的全部奖励。
区招商局长也向杨阳表达了坚决支持的态度，区长成了区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主任。
现在，大家的一个共识让杨阳彻底放了心：短期看，严格的监督让有的企业心生畏惧，甚至不敢入驻；但长期看，优化的产业结构能为区里留住更多高新技术项目。
更专业的群众监督
白其彪认为，从40多人到30万人的跨越，第一步是号召大众参与，第二步应该有些专业的色彩。
2011年11月，乌当区环保局正式聘请第一批12名环保志愿者，志愿者里有公务员、大学生、普通村民和媒体记者。
除了拿到一本大红色的聘书，志愿者们最重要的事务就是接受培训——专业的环境污染监督培训。
陈朝文和刘光艳都成了环保志愿者，他们原以为就是“开会”、“听讲话”的培训课程出乎他们意料：全部由专业环保人士讲述实用的监督办法。大量巡护河道、寻找污染源、发现隐蔽垃圾的照片、案例让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刘光艳觉得，自己也成了半专业的环保人士。
“要的就是专业。”白其彪指着自己培训课件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河道旁伸出一根普通的管子，管子里流出的水肉眼看上去没什么异常，“专业的监督一定要注意这种管子，它很容易偷排废水。”
陈朝文和刘光艳现在共同巡护一段近5公里的小河，以往总是陶醉在河岸美景中的他们，现在经常走上一个多小时巡护河道，也总能发现些隐蔽在树林里乱倒垃圾、乱泼脏水的问题，每当发现问题，他们都拍下照片传给白其彪。几天之后，再去复查整改情况。
陈朝文还习惯到河岸边的“农家乐”餐厅看看洗碗水是不是倒进了净化池里，再沿着净化池连接的沟渠一直走，看看池子里的水是不是流到了指定的地方。
“我这个环保志愿者就是要随时监督，乱倒污水就是不行。”陈朝文说。
像陈朝文这样有些专业知识的环保志愿者越来越多，他们在自己义务监督的同时，也把专业知识传授给越来越多身边的人。最近，几位志愿者发现辖区内某搅拌站尘土飞扬，导致粉尘污染的情况已经完成取证，正式立案，举报的奖励即将兑现。
白其彪说，更专业的环保志愿者能更好地在社会上普及环保知识。当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专业起来，污染环境的事情就会无处藏身，“专业的全民监督会把我们‘生态乌当’的牌子擦得更亮。”
杨阳更希望这样的做法能转变大众“环境问题就靠环保部门管”的传统思维，渐渐摸索出一条环保部门和全社会“协同共治”污染、保护环境的路子。在这个过程中，环保局畅通监督渠道，民众逐渐养成主动监督的习惯，污染源接受全社会的主动监督，环保局的工作效果接受举报人和社会的主动监督。
“把监督机制串起来，整个辖区的人都是环保工作者，环境就会在相互监督中越来越好。”杨阳说。
本报记者 白皓 实习生 杜应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