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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蛇口港附近的路口，一块棕红色的标语牌立在一片绿地中。
一位出租车司机想了好久，才凭着模糊的记忆载着游客找到这里；另一位穿着绿色雨衣的小伙子则头也不抬地匆匆走过。
“标语？什么标语？”经人提醒，他愣了一下，这才看到身旁那几个金色的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真没注意过。”他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又急匆匆向前走去。
今天的年轻人，很少有人会想到，30年前，这块标语牌在竖立之初，曾经引发了怎样的风波。市场的身影头一次回归这片土地，与之伴随的是改革者的欣喜，以及更多人如临大敌的警惕。
“我就是准备戴帽子的，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30年前，面对前来视察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袁庚这样说。
在它以北两公里，是另一块绿色的标语牌。金色的8个大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深圳对20年前那场关于“姓资姓社”讨论的响亮回应。
在今天深圳的小青年看来，这样的争论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他们早已对市场的力量习以为常。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鳞次栉比的高楼都在不断拔地而起，人们毫不避忌地讨论股票、基金，心平气和地面对各种来自大洋彼岸的新鲜玩意。
而那两句曾经振聋发聩的标语，如今已显得毫不起眼。连几米外的一幅房地产广告，都能轻易将它的气势盖过去。
市场经济的第一次萌芽
64岁的澳大利亚人鲁尔还记得自己早年来到深圳的情景。1980年，他在从香港前往北京的路上经过深圳，却突然发现，这片原本荒芜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四处都在盖新楼”。
当时，鲁尔的外国朋友们几乎没人相信，中国能把深圳这片荒地建成一个大城市，因为他们看惯了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口号多、运动多、不够务实的案例”。
只有这位曾经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任职的外交官敏锐地发现了不同：“我觉得这一次，中国人是来真的。”
这一年，一些巨大的变化正在深圳的土地上产生。1980年5月，这个毗邻香港的小渔村被中央划为“经济特区”，深圳也因此而承担起一份重要的角色，它拥有特殊的试错权利，人们称呼它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于是，被遮蔽了30年后，市场开始在这里慢慢显现自己的力量。深圳特区成立没多久，为了加快建设速度，时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的袁庚，就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奖励措施：施工队每多拉一车土，就多奖励4分钱。
奖金引发了工人们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据说，一些人拿到的奖金，已经超过了两个月的工资。而在当时，工人的工资还是“大锅饭”,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大家的工资都是一样多。因为被认为“滥发奖金”，这一奖励制度曾经一度被叫停。
不过很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就在袁庚送来的内参上做出批示，肯定了这“4分钱”的超产奖。
胡耀邦在批示上说：“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而谷牧则提出，深圳作为特区，应当实行“特殊政策”。
就这样，在这片“试验田”里，市场经济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蛇口的工地很快恢复了超产奖；一年后，深圳开始在中外合资企业试行岗位工资制，并且逐步扩大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1985年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持续了几十年的“大锅饭”就此打破。
多年后，有人评价说，诞生于深圳的“4分钱”的奖金，也许是市场经济在新中国的第一次萌芽。
在市场手段的激励下，深圳的蛇口港码头、华益铝厂、华美钢厂、开大玩具厂和南海油田基地码头工程相继完工。1981年，蛇口工业区当时仅有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有4000余名工人、20个工程同时作业。整个特区“开始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兴旺景象”。
这座尚未成型的城市也因此而散发出一种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气息。1984年，一位初中二年级的男生跟着南下任职的父母来到深圳，并且很快注意到了一句全城传诵的、简短的标语。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金钱竟然可以拿来做口号，当时哪敢这么提！”多年后，他回忆道。
这位名叫马化腾的中学生随后在深圳读完了高中、大学。如今，他在深圳创办的腾讯公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特区”为中国探路
非常直白地，段亚兵体会到了深圳的“时间”与“效率”。1984年，他在市中心国贸大厦的工地看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工地实行12小时轮班倒，工人每天在烈日蒸烤下辛勤施工，搬运材料，浇灌水泥，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这座大楼以160米的高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点”，同时，它的施工速度也创造了世界之最。工程师罗军东回忆，主楼开建后，先是7天建一层，后来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层。从第30层开始，持续以3天一层的速度盖楼。
当时，香港的施工纪录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
“我过去不是没看过盖房子，但深圳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后来成为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段亚兵感叹道。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那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已经在三年时间里，经历了三次更换。
口号的灵感，来自袁庚在香港的体验。上世纪70年代，他代表香港招商局在香港购买一间办公室。付款当天，卖房子的两个人，一个留在现场和他核对合同，另一个人则抱着现金急急忙忙地离开，希望在下班前把钱送进银行。
“多一天的利息是多少钱？时间就是钱嘛！”他说。之后的很长时间，他都不断重复自己在香港学到的这“第一课”。
1981年3月，在一次工业区干部会议上，袁庚第一次宣读了口号。口号当时有六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据说袁庚觉得，这一口号符合蛇口特色，而且“不搞大话空话”。
有人回忆说，袁庚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开会从来不用讲稿。可在那一天的会议之前，他却破天荒地将几句口号写在了一张稿纸上。
一个星期后，蛇口工业区指挥部的几栋楼房前竖起了一块标语牌：那是一块三合板，上面用红色油漆写着经过修改后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后来传遍中国的口号，在这里第一次亮相，虽然看起来有些简陋。
此后的3年，这一口号始终备受争议。第一块标语牌竖起来没多久，有关特区是否应该办下去的争论便愈演愈烈，一位来自革命老区的干部甚至在深圳痛哭流涕：“特区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了！”
为了“不给党中央惹麻烦”，袁庚让人把牌子摘了下来，放到仓库里。
1981年底，参加招商局企业管理培训班的6个学员，在蛇口港附近的微波山下立起了第二块标语牌，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
1982年，谷牧视察深圳时，乘车经过这个标语牌。当时，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正“明枪暗箭，纷至沓来”。上海媒体先后刊登了几篇介绍旧中国租界的文章，以此影射深圳经济特区。
谷牧一边看一边念出了声，在他身旁的袁庚介绍说：“写这标语时，我就准备戴帽子了。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
1983年，标语牌再次被拆除，几个月后又被重新立起。1984年1月，当听说邓小平前来蛇口视察的消息后，袁庚立刻让工程公司连夜加班，用五六米长的钢板和三角支架，重新做了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
1月26日，在向邓小平做汇报的过程中，袁庚有意把话题引到了那块红底白字的标语牌上。
“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一点冒险，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有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我们在进来的路上看到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提示说。
邓小平点了点头：“对。”
这个简单的“对”，被后人解读为对这一口号的默许。事实上，邓小平返回北京后不久，就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随后，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文，明确指出，要把这句口号作为整党工作的一条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一发自深圳的口号，由此传遍中国大江南北。
以这条口号为标志，深圳也为中国探出了一条全新的、指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尽管在当时，“市场经济”依旧是一个禁忌词语，人们更常使用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柔和而模糊的说法。
回归市场的脚步
1984年，王石骑着自行车经过深圳的国贸大厦，突然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番打听后他知道，这是前来特区视察的邓小平，在大厦顶楼俯瞰深圳全貌。
这位忙着倒卖玉米的年轻人仿佛突然间看到了光亮，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的时候到了。”
4个月后，王石创建了自己的公司。如今，他已经是中国最大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如同王石一样，从那一年开始，仿佛受到了鼓励一样，深圳越来越频繁地迈开了走向市场的脚步：1984年，深圳率先宣布取消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1985年，深圳成立了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向特区的企业提供外汇；1987年，深圳举行了新中国首次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拍卖……
也因为市场的回归，深圳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在其他地区受到禁锢的人们。
来到深圳之前，潮州农民陈怀杰曾经生活困窘到“今天找不到明天的米”，有一段时间，这个“地主”出身的年轻人甚至幻想着把自己卖给别人，赚点钱给家里吃饭。
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建特区后深圳的农副产品短缺，陈怀杰来到深圳种田养猪。他立刻发现了生活的变化：深圳没有阶级斗争，再拼命做事，也没有人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里的人喜欢勤快。”陈怀杰微笑着说。30年过后，在这个不问出处，只求效率的城市，陈怀杰如今的身份，已经是深圳大华连锁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体会到市场甜头的，还有来自广东陆丰的吴瑞球。1986年，他揣着135元来到深圳，跟着一位香港画家当上了学徒，开始临摹油画。他惊奇地发现，“画一只公鸡，能换两只真鸡”。
如今，他已经成为当地最大企业董事长、大芬村油画协会会长。这里的8000名画家，用流水线的方式，生产了全世界60%的仿制名画。
“我觉得深圳就是闯天下的地方，就是人生能够创业的地方。”吴瑞球说。
甚至，这里也在吸引那些曾经怀抱争议的人们。
如今的韩耀根依然记得，1983年，当他在上海一家报社工作的时候，深圳在他眼中，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地方，那里的人们穿西服、牛仔小脚裤，跳迪斯科舞，留长头发，那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东西”。
不过，当他参加当年的中央媒体采访团，希望为中央高层“调查经济特区成效”的时候，他却被深圳的发展、理念深深吸引。回到上海后，他辞去了自己在媒体的工作，转而来到深圳，办起了一份名叫《蛇口通讯》的报纸。
在这片新鲜的土地上，一切都截然不同。韩耀根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过一篇《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文章，向工业区的一把手袁庚公开“开炮”。
很多年后，韩耀根回忆说，那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新闻环境。“内地用放大镜都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第二次指路
作为为中国改革探路的先锋，深圳总不缺乏新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位中央媒体驻深圳的记者，几乎每个月都能发出好几条“头条消息”，让其他驻站记者望尘莫及。
“深圳的新闻太多了。”这位记者说。有些事件发生的当下，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意义。
发生在1988年的那场“蛇口风波”看起来就是如此。那年1月，来自北京的三位青年教育专家和深圳蛇口的青年进行了一场讨论。讨论的气氛看起来非常“友好”，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留下那个场合的一张照片。
当时，来自中央部委的一位调研员说，深圳特区的青年，实质上是一批“淘金者”。“（他们）不是为了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的，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润很高的地方，为了个人的利益到这里来……”
一位青年立刻反驳了他的看法：“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
几乎没人想到，这番谈话会成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一场“风波”。两天后，一份反映“个别青年错误言论”的材料被送给了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并且很快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在随后的几年，对深圳乃至对改革的诘问始终没有停歇。1989年以后的几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关于深圳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再度引发争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改革开放的声浪都日渐高涨。
1991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很快，人民日报针锋相对，刊发评论《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
这样的僵持中，转折最后发生在深圳。
1992年春天，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并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1992年3月，《深圳特区报》刊发了一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之后的几天，全国的媒体开始陆续转载这篇文章，新华社甚至专门播发了报道全文，并且为此文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
舆论的态势很快被逆转，“姓资姓社”的争论悄然平息，“改革”成了这一年的主题词。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被写入大会报告。
就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不久，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街头竖起了另一块标语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曾任蛇口工业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刁铁军回忆，这一标语同样是在袁庚的指示下完成的。
一位老“蛇口人”评价说：“如果‘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好比冲锋的号角，那么‘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则更像加快改革步伐的宣言。”
这座诞生不过10余年的“特区”，先在国民视“市场经济”如洪水猛兽的年代偷偷逾矩，又在举国彷徨的时刻，引领中国坚定迈向了市场的道路。
这一年，一位名叫蒋开儒的黑龙江人凑了2000元，从黑龙江穆棱一路南下，就为了看看曾经一片水田的深圳变成了什么样子，“小平为什么要在那里发表谈话？”
结果火车刚驶入深圳，他就被满眼的摩天大楼弄得目瞪口呆：“这哪里是深圳，明明是香港啊！”
备受震动的蒋开儒决定在深圳找份工作，留下来。两年后，他那首创作于深圳的歌曲《春天的故事》，成为改革时代的“主旋律”。
市场改变深圳
直到今天，“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依旧伫立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的深南大道上。在它的身后，是一家汽车修理中心，一个大大的德国“奔驰”汽车标志挂在楼体的外墙上。
这个在20年前有可能引发“姓资姓社”争论的场景，如今只安静立在城市的一角，不大会引起什么人的注意。
在30年的“特区”试验之后，市场的力量已经深入了深圳的城市血液。并且开始改变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涵。
这里崇尚创新，“敢为天下先”；这里最早打开封闭的国门，“与世界没有距离”；这里“英雄不问出处”，“宽容失败”。
一位从内地辞职来到深圳的记者，一度不习惯这里的气氛：每个人发完稿就去炒股票，从来没有人关心过自己的过去。刚来深圳的几个月，这个曾经拿过中国新闻奖的“名记”，硬是在新单位里当了好一阵子的实习生。
而现在，他早已对这种氛围觉得愉悦：每个人不再是充满束缚的“单位人”，而是拥有更多空间，受到更多宽容的“社会人”。他们追求自己的“文化权利”，追逐自己的梦想，也在公益活动、公民社会的领域不断尝试。
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解答“学雷锋图啥”的提问，深圳义工联喊出了“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口号，随后成为全国志愿者组织的口号。
社会学者丁学良评价说，过去30年，深圳所经历的，只是经济理性和经济常识的重现。“但在之后，却成为市场制度的支点，对社会结构，乃至行政管理制度和政治架构，都产生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时至今天，深圳微波山下那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已经五经更迭。那些被替换的标语牌中，有两块的命运是肯定的。第四块受到邓小平肯定的标语，如今被收入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而最早的那一块木质标语牌，则被仓库工人当做木柴，不小心烧掉了。
2011年，标语所在的地方，被改建成了一座小型“时间广场”。尽管标语的字体变得更醒目、更立体，可依然有很多深圳人弄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
“标语上写什么字，很重要吗？”一位女士向问路的游客反问。
的确，这座曾经被市场推动、被观念塑造的城市，早已继续向前了。
本报记者 付雁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