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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深圳，找到改革痕迹最有效率的方法是直接到市博物馆去。在那里，你很容易就能找到那些曾经激励人心的标语。那里有主导改革的深圳老领导梁湘坐过的轮椅、李灏用过的笔架。冒着政治风险记录邓小平深圳谈话的通讯手稿《东方风来满眼春》上，还标注着“机密”两个字。
但是，在博物馆外，一个普通的深圳人很有可能说不出那块全国闻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到底位于哪里，尽管它被评选为“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之一。
当这些并不久远的历史已经走进博物馆时，有人不免担心，一座城市开始梳理并且缅怀自己的改革历程是否意味着，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那么，不妨将目光投向距离这里5公里外的深圳博物馆老馆。在那里，一个赤裸上身、肌肉线条分明的巨人立在草坪上，他弓着左腿，双手在身体两侧伸开，撑着束缚自己的那扇银色大门。这个动作，他保持了19年。
这个名为“闯”的巨人脱胎于小平南巡，曾经是深圳的标志性雕塑，代表着这座城市所拥有的“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如今，他的身上已经出现了裂痕，但当年的设计师说，只要深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还在，“闯”就会继续在那里。
这个巨人还出现在深圳大运会开幕式的LED大屏幕上，他以同样的姿势推开绘满云纹的“世界之门”。
2010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深圳出席特区建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登上莲花山，为矗立在那里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铜像献了花篮。胡锦涛对深圳提了5个“继续”的要求，希望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
其中，“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这一条，后来成为当地局级干部考试的一道重要考题。一位参与命题的学者对此的解读是——深圳必须改革，它为中国探路的使命还没有结束。
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
在即将迎来30岁生日的时候，深圳需要交一份答卷。
提问者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10年，他参加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深圳团分组讨论时给深圳人出了3道题：过去30年深圳立起了什么？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深圳能做什么？未来30年深圳再干什么？
“随着扩大开放，深圳的地缘优势不那么突出了，政策优势也几乎没有了，那么我们还靠什么？”汪洋说。
深圳并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
1992年，当这个城市还作为全国学习的明星时，《光明日报》头版刊发题为《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的文章，深圳本地媒体以《深圳还能再领风骚吗》为题全文转发，引发一场讨论。
人们反应最热烈的话题之一是，“吃拿卡要”这种现象居然也在讲求时间与效率的特区出现了。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深圳一个高科技项目从提出可行性报告到竣工投产，要经过13个部门审批，递交15个报告，收取30多项费用，盖54个公章，用时最少一年。其中，有4个部门要前后进行两次以上的审批。
一些企业不满意深圳政府的办事效率，迁到东莞这样地价、人工便宜的地方，深圳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空置厂房。
曾经的特区也感染了“内地病”。“有一段时间，深圳人忘了自己是干吗的了。”媒体人胡洪侠说。
1992年，胡洪侠和5个同学一起南下闯深圳，几年后，其中的一半人选择离开。“来深圳就是闯天下的，但深圳不是天下本身，只是天下的一部分。能在深圳得到的都得到了，他们觉得，再待下去没什么可待了。”如今，已经是《晶报》总编辑的他这样说。
这个曾经诞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观念的试验场，也开始变得平庸了。1997年，湖南人老亨记得那时的深圳就开始弥漫“到来还是离开”的焦虑。那个总被深圳人津津乐道的袁庚和4分钱小推车的故事已成为过去。“你知道那个车现在叫什么吗？”老亨问，“泥头车，影响环境！”
那时，学者胡鞍钢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关于“特区不特”的争论刚刚结束。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更具有危机感的一个信号或许是1998年3月特区办撤并到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有人悲观地将这一举措解读为：虽然深圳仍以特区立身，但在中央政府实际的决策体系中，已经没有它的位置了。
但在胡洪侠的印象中，当时的深圳人已经很少去想这个问题，“当时有一种说法，敢闯的时代过去了”。
最终给他们“一闷棍”的，是一个名叫呙中校的28岁年轻人。这个来自湖北的小伙子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1.8万字的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戳破了这种弥漫在深圳上空的公众情绪。
这个改革试验场还有没有新东西
对于汪洋的提问，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的回答是，继续履行先行先试的历史使命。此后，在市委工作会议和市人大讨论时，他多次提到“改革”这个词。
“深圳作为一座城市，也许永远都会存在；经济特区不改革创新，一定很快就会消失。”2012年的深圳市委工作会议上，王荣再次说道。
深圳市社科院社会发展所所长杨立勋记得，去外地出差时，当地领导干部听说他来自深圳后，总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深圳的经济规模有多大，其实我们并不关心。深圳的高楼有多少，我们也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深圳这个改革试验场还能不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理念、新的模式、新的举措。”
杨立勋很受触动——如果深圳的改革创新滞后，那就辜负了全国的期望。
“深圳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他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如果说‘特区不特’了，那就是你自己放弃了‘特’，这如同深圳只可能被自己抛弃是一个道理……如果说前30年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后面的改革则是要关注市场经济的细节。”
市场经济的细节指的正是综合配套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改了30年，难度小的都改完了，剩下那些硬骨头，不是经济本身的事情。”杨立勋说。
2005年，深圳开始向国务院提出申请“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经济特区相比，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范围更加全面，包含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又被称为“新特区”。但当时一位领导给深圳的回复是：你们的经济特区含金量已经很高了啊，别人能做的你们都能做。
直到2009年，《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终于获得国务院通过，深圳成为全国第5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一位政府官员私下比喻：“有一种重新得宠的感觉。”
在杨立勋眼中，这块崭新的招牌可不仅仅是“重新得宠”那么简单。对于深圳来说，这是一把尚方宝剑，让深圳改革的底气更足了。他向记者分析：“你看，长株潭和武汉，是两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和成都是统筹城乡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接着他一字一顿地解释道：“深圳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没有定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改！”
“深圳都要走在前面。”杨立勋颇为自豪地说，“从我们自己的发展来讲，必须推动非经济领域的改革，否则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改不动了。从深圳作为改革的试验场来说，也必须推动全方位的改革，为中国探路。”
拿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把“尚方宝剑”后，深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一下砍掉15个局，按照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实行委、局、办并行的行政运行机制，几个月内完成挂牌。在媒体当时的报道中，一位深圳政府官员连连感慨：“这次动真格的了！”
深圳仍被寄希望于破冰全国层面的改革。2009年，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部市合作协议”，鼓励深圳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制度。
实际上，在签署件还没有传到深圳时，民政部一名官员提前得知此消息，马上派人到深圳调研。时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说过这样一段话：“深圳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突破现行法规。”
在此背景下，被称为“没有身份证的孩子”的壹基金，最终落户深圳。
还有要做教育界“蛇口”的南科大。深圳市委副书记亲自上门劝说朱清时，请他出山。而最终说动朱清时的，还是他两位老朋友的话：“我们追求教改这么多年，都没有好的条件去实现，深圳的条件这么好，这会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走马上任后，朱清时申明自己的建校原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条是：去行政化与教授治校。“30年前，经济要恢复活力，需要打破铁饭碗，30年后，教育要恢复活力，同样应该打破铁饭碗！”他说。
当然，改革并非没有遇到阻力。比如第三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时，专家组本来有36人，他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都是保密的。但讨论刚刚开始10天，就有6个专家被有关部门通过电话悄悄打了招呼，发言最激烈的那位专家还被政府官员直接找上门。
“任何改革都有阻力，就看你敢不敢闯。”杨立勋说。
曾有政府官员私下向深圳老市委书记李灏抱怨，改革困难重重，很难推进。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一代改革领跑者的回答是：“改革什么时候不困难，我们那个时候比你们现在还要难。”
从权力走向权利
在杨立勋眼中，近几年，深圳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了，社会层面的改革却提速了。
遇到内地干部来深圳学习，这位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喜欢趁机给他们上上“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堂课。
他觉得，一些省市如今还像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那样，“饥不择食，全民招商”，政府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却并没有履行好服务型政府的职能。
“不要重蹈我们80年代的覆辙。只看到GDP，结果政府该做的事情反而没有做。”他毫不客气地对台下的“学生”这样说。
事实上，深圳也是经历了高速发展和改革焦虑后，才摸索到了政府的边界。1997年，它挥起第一刀，开始“革自己的命”。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窗口式办文在深圳政府部门广泛推行。一位记者在深圳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记录下这样一幕：一字排开的“行政超市”里，一家外贸公司负责税务办理的人直奔税务柜台，半个小时搞定所有手续。
“以前去政府办事比陪老婆逛街还累，至少陪老婆逛街只需要在华强北或东门，一条街逛完拉倒。但要跑手续，就要跑多个部门，要盖的公章一大堆，而且不在一起，腿都跑断了。”提到这里，他仍然忍不住直摇头。
正是通过这四次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一些政府部门官员才真正清楚自己的管辖范围，以及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该管的怎么管。某部门审批人员说：“过去我们总把审批看成一种权和利，抓住不放，批不批由我说了算，较少考虑审批责任和义务。”
在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周为民看来，这种权力与权利的区分，正是今天的深圳应该继续为全国提供的种子。“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全社会树立起权利的观念。”
实际上，这颗种子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种在这片土地上。1985年，时任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在讲话中鼓励本地区的报纸要敢于批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要拿自己开刀”。
在他的鼓励下，《蛇口通讯》就发表了《该尊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文章发表前，该报主编有点紧张，提出送给袁庚看看，但得到的回复是：不用送审。趁袁庚外出，这位主编偷偷把报纸大样放到他办公桌上。袁庚回来后说：“一个字不要改，就这样。”后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文章《袁庚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在今天，这种批评与监督的权利意识更多体现在互联网上。一次，一位网民在深圳人大法治办公布的立法草案中某一条款的最后一个角落里，发现“累计缴费年限满××年退休方可不再缴费享受医保待遇”中的数字从15变成25。他的这个发现引发全城讨论。社保局领导为此很苦恼，他们私下找到网站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有人骂，但不知道到底骂我们什么，你们帮我们整理整理意见。”
“深圳人聚在一起是谈实的、涉及切身利益的。”这位互联网工作者说，很多有影响力的用户在现实世界中其实是小企业主，他们更加注重捍卫自己的权利。面对这些批评，深圳政府也显得相当宽容，鼓励这种议政表达。
“深圳是民间力量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深圳市改革办主任乐正说，“我这样说吧，深圳市民公共意识非常强，特别是网络上，议政、问政、评政，市民批评监督政府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
据他观察，投诉维权最多的，就是一条新路要经过家门口，“哇，整个小区的人都去反对，好多路都因此而改道了。这种事情层出不穷。我经常在楼盘旁边看见标语，‘坚决反对修立交桥’。”说到这里，这位谦和的学者兴奋地站起来，手舞足蹈地演示起来。
这些权利意识的汇集，正在促成公民社会形成雏形。“公民社会，共同成长”这句口号获得深圳人的认可，在评选深圳最有影响力观念时，它入选前30。
深圳再出发
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深圳，如今重新站在改革的起点。
它追求的，不再是单维度的GDP增长，而是每万人病床数和职业医生数、每千户籍老人机构养老床位数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甚至还包括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这种“小事”。
2011年8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深圳考察时，饶有兴致地走到一台自助借书机前，说要借一本跟深圳有关的书。随后，他在屏幕上轻点两下，一本名叫《深圳之路》的书很快从自助借书机里吐了出来。在深圳，这样的便民借书机有160台。这个在全国率先实施“文化立市”战略的城市，把享受文化视为市民的一种文化权利。
“深圳经济特区肩负起中央赋予的新使命，不仅要带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要在社会建设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这句话，被写入深圳市政府的文件。
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深圳。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引用了他的一句话作为新闻标题：“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
温家宝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在深圳，这样的政治文明土壤已经出现。按照规定，一个深圳外来务工者，只要在辖区内居住满一年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管有没有户口。2004年，深圳福田区选举人大代表时，出现了4位毛遂自荐的非正式候选人。其中一位名叫王亮的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最后意外地高票当选。在其他选区，有贴海报为自己造势的、有向选民发公开信的，还有一位候选人在《南方都市报》上以10700元刊登广告，为其12条涉及“建立公平社保、打破管道煤气垄断、降低出租车起步价”等建议内容寻找“婆家”。
不仅如此，这个城市只用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有偿献血到无偿献血的转变。全国第一个眼角膜捐献者以及第一个多器官捐赠者在这里出现。
这里还有35万名注册义工。每年，深圳政府向他们购买服务。“深圳已经完成了从运动式的志愿者团队到固定化的、专业化的志愿者服务队伍的转变。”深圳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
与此相应，“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句象征义工精神的口号，也入选了深圳十大观念。
2012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15周年。深圳市几套班子领导在莲花山上，向小平塑像鞠了三个躬。那一天，还有很多深圳市民在红岭路口的小平画像、蛇口工业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国贸大厦顶层小平视察过的地方，向这座城市的设计者献花。他们之中有很多年轻面孔，在这一天给邓小平献花的习惯来源于他们的父母，如今他们又带来了自己的孩子。
之前的1月31日，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头版重发历史性文献《东方风来满眼春》。编者按中这样写道：“今天，我们再通过这篇通讯重温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就是要激励那些为改革开放事业而不懈奋斗的人们……锐意进取，勇于担当，不断创造新的经验、新的奇迹，把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为媒体人，看到这篇文章的胡洪侠感到非常亲切。他很自然地想到了1992年的春天。那时，年轻的他正是受了南方谈话的感召来到这里。
20年过去，胡洪侠任总编辑的《晶报》正在策划“92级”深圳人的集体生日。他们向全城征集32名1992年闯深圳的读者，将于8月26日深圳特区成立这一天，在国贸大厦49层的旋转餐厅聚会。
届时，在那个曾经代表深圳速度的地方，透过玻璃窗，他们会端详自己参与缔造的这座城市如今的样子——那也是改革精神和观念所塑造出的样貌。
本报记者 王晶晶 郭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