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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说他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每天清晨都在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的《晨曲》中醒来，那是学校的叫早音乐。从那时起，格非开始接触古典音乐，并成为一个发烧友，“因为音乐是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
最近，这位在人们谈起中国的先锋小说时不可回避的作家，终于拿出他的新作《隐身衣》，实现了其多年前的愿望：把对音乐的感悟和热爱，写进小说里。格非将古典音乐包裹在“隐形衣”下，用音乐的样态，反观这个世界。
曾经不管不顾
“永远思考写作会让人疲劳。我的原则是想写才写，写完一部，休息一两年才会再写。”格非甚至会花时间忘掉写作这件事，恢复普通人的生活。在他看来，这才是最好的创作准备。
《隐身衣》是个特例。格非完成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后，诗人北岛向他约稿，他本想推辞，却被拒绝。多亏北岛“不讲道理”地催稿，让格非仅用两个月时间便完成了《隐身衣》。
格非试图用音乐去诠释物质化及音乐与人的关系。这一点从小说每一章节的名字中就可凸显：KT88，《培尔·金特》，奶妈碟，莲12……都是音乐器材名称，或是古典音乐的乐曲名。格非并不担心与读者产生“隔阂”：“它们可堆积出音乐外化的、物质性的东西。中国古典音乐发烧友的数量之大堪称惊人，他们听到KT88等名词会很激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想同这些发烧友有交流。”
作为先锋小说作家，格非曾写过许多“不管不顾”的作品。如，1986年发表的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写它完全没想到会发表。在意识形态严格限制下，我们通常会写两种类型的作品——一种是内容与社会重大主题有关联的，还有一种是打定主意不准备发表的。但没想到中国社会发展那么快、那么宽容。”
此后，他的许多“异类”作品被发表，并迅速受到关注。当然，格非并非不顾及读者感受。在写作过程中，他常将自己“分裂”成读者和作者双重身份，去审视自己的作品。
作家阅读要广、多、杂
格非的写作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但他不是唯一的。
在1980年代，很多人都受现代主义的影响。现代主义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其实具体说来有很多流派。当时，现代主义作品被大量翻译，作为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某种补充和反叛。格非恰好赶上了那样一个时代。“年轻人特别喜欢新的东西，喜欢挑战一种艰深的表达方式，所以很自然地与现实主义一拍即合。”
“老师认为大家要看托尔斯泰、雨果，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进不了教科书，也没人会介绍给你。”格非和朋友们在大量阅读现代主义作品后发现，其历史只有100多年，不可能涵盖整个文学史，便觉得自己非常“幼稚”，转而阅读古典作品或近代作品，那时他30岁。
宽泛的阅读面成就了格非。所以，格非也提醒年轻作家，若想做一个真正的作家，阅读一定要广、多、杂。
“年轻时只要有才华，即使准备不够，胆子够大，写一些别出心裁、别开生面的东西是可以的，问题是，你是否想一辈子当作家？如果只是玩票，那靠经历、勇气，也可以写出好作品。但如果要一辈子从事创作，恐怕就要懂历史，要有修养，需要很多积淀。”
格非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举例：“很多人喜欢读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却未必知道‘挪威的森林’的典故。其实，村上春树的修养非常好，知识面很广。”“有人只是学村上春树的调调，实在可怜。”
别将任何年代理想化
从江苏农村走出的格非，有自己的特质。“我喜欢寂寞。”他说，有次他一个人走在外面，突降大雨，雨从下午两三点一直下到晚上。“我撑着一把破伞蹲在野地里，我感到特别寂寞，那种寂寞现在想起来很伤感，但也确实很美。”格非还喜欢少年时代在村子里的自由、放任的生活。他当然也向往城市：“那时候，在县城看到汽车都能兴奋好几天，甚至认为汽油味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在他看来，那个味道就是文明，特别神秘。
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城市，格非说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基本吻合的——“我们从散漫的农村出来，经历上世纪80年代那样一个节奏缓慢的时代，到今天进入超繁忙、高节奏的时代；而人类社会，也是从百无聊赖到走进工业文明，再走到这个‘时间被切割得一塌糊涂’的时代的。”
在许多人看来，1980年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但格非说：“当我们在怀旧的时候，很容易将记忆美化。不能把1980年代理想化，它有它的问题。”格非不“吹捧”那个年代。
“比如，那时，很多东西还是被禁止的，信息量没现在这么大，文化管理制度非常严格，作家随时都要说假话，不然出版不了。”格非反问，我们怎么能把那个年代理想化？
当然，格非也并不否认那个年代的美好：有理想主义色彩，大家嗜书如命。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用格非的话说，“我们在一起不谈文学谈什么呢”？
“我觉得最美的就是晚上12点以后，整个校园非常沉静，所有人都睡觉了。我跟马原、余华经常半夜沿着河边散步，河上飘着一层轻雾。所以就像李叔同讲的，‘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
格非仍然怀念那些在午夜、在河边谈文学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