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的第一课
大概不会有哪间教室可以容纳比这里更多的学生了。要知道,让亿万中小学生在同一时间聆听同样内容,接受同样的感动和教育,这样的规模可不是随便哪里都有的。如今,它属于中国两亿多名中小学生。
实际上,这只是一档名叫“开学第一课”的电视节目。教育部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通知全国中小学生组织观看,从2008年至今已有5年。在这堂课上,宇航员刘洋阿姨告诉你太空是多么有趣,姚明叔叔提醒你“做完功课就出去走走吧”,伦敦奥运会体操冠军冯喆哥哥和你一起做游戏,最美司机、最美教师、最美妈妈轮番感动你……
在开学后的第一堂课上,天南地北的学生被同一种成功激励,为同一个人物感动。
或许热闹的一个半小时对于孩子们来说不算难熬。但家长可不这么认为。有的学校把观后感作为检查“出勤”的方式,并且要求第二天上交。那些晚上8点放弃电视剧和球赛、陪孩子“上课”甚至代写观后感的父母,只能无聊地攥着手机在微博上“吐槽”。
不过,这些带点抱怨的只言片语,却让这堂课生动起来。就好像比起那些把胳膊端端正正摆在课桌上的小学生,含着棒棒糖的小朋友以及伸出食指和中指比划着“胜利”的男生总会更抢镜头一些。这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表情其实是另一种应该在第一课上被普及的常识:每个个体都有独特的东西。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课堂,这看上去可不是一句美好的祝福。如果一片土地上只有一种教材、一个声音、一种价值观,那才是件恐怖的事情。
公民的第一课
湖北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在第一课上真正做了回公民。
这个90后男生在开学第一天向陕西省财政厅寄出了一份邮政快递,涉事人是那位最近因为微笑与手表而闻名的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杨达才。
刘艳峰申请公开这位官员2011年的工资。在此之前,这位男生仔细查阅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他在其中找到了“武器”:凡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相关信息,都应该公开。
“官员工资取之于民,与每个公民都有着密切利益联系,我认为官员工资应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他说。
这是一堂没有写入课表的公民课。它的教材就是一部条例,它的学生只有一个,但它的老师却是每一位公民。
就在这堂课上,刘艳峰知道了什么是程序正义,旁观者明白了公民所拥有的监督权利。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很难在真正的“第一课”中出现。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来说,他们“缺席”太久,如何行使公民权利,是急需补上的重要一课。
历史的第一课
开学第一课讲了些什么,或许并不能对那些懵懂的小朋友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却让教育者的心思彰显无遗。
9月1日,在深圳一家美术馆里,几位家长带着孩子参观了一场与民国有关的展览。展厅里陈列着民国时期的小学生课本,一本标明为小学校初级用的社科教科书向人们展开了它被尘封多年的第一课——选举。
刚刚开学的孩子们在这里看到几十年前的同龄人在第一堂课学了些什么:“开学后,我们选举级长,谁得到票数最多,谁就当选。”短短4列繁体字课文下,是一幅小学生走上讲台把选票投进纸箱中的插图。一位年轻的母亲念着这些字,并为身旁的儿子解释:“选举,就是投票,多数人的意见。”
这短短的一课是几十年前的小学生送来的一块镜子。
曾有学者总结了百年小学语文课本二年级下学期第一课的演变,从“太阳居中间”、“中华,我国之国名”、“动物植物矿物”,到具有历史感的“卢沟桥在哪里”、“在延安中央医院”、“林副主席指示”,再到当代沿用许多年的“找春天”……这些普通的第一课昭显了时代的秘密。
如今,这些课本早已成为历史,但当重温它们时,仍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温度。一个国家和民族想给他们的下一代传承些什么记忆,尽在这一课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