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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的赵龙因为喜欢孩子，选择了幼师专业，成为一家幼儿园的老师。他热爱幼师这个职业，喜欢跟孩子在一起，园长和孩子们都亲切称呼他“男妈妈”。
图1：2012年5月3日，合肥，赵龙在跟孩子踢球。
图2：赵龙穿着舞裙，在一群小女孩面前翩翩起舞教授她们跳舞。
CFP供图（资料图片）
凡是来过方书贤办公室的人，都会不自觉地问他：“你真是教研室唯一的‘党代表’？”
方书贤已在河南开封市某所中学待了22年，现任该校数学教研组组长。他的身边曾先后来过5个男教师，但几乎是每两年走一个。如今的教研室，除他以外，其他13位教师都是清一色的女将。
对方随即再问：“他们为什么会走？”
方书贤像背书一样反复讲起这样一个场景：每年，市教委都会为单身青年教师专门开展一些联谊活动，除学校之外，其他参与的部门多是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联谊会的保留项目是跳舞，女伴多是学校的女教师，而男伴则通常是那些外来单位的“有为男青年”。
男教师去哪里了？方书贤自问自答：作为“香饽饽”的女教师看不上男教师，公务员嫌弃自己挣得少，和做生意的又谈不来。无奈之下，男教师都躲在舞厅的角落里，和同事喝着闷酒。
会后，总有一些年轻男教师向老大哥方书贤抱怨：“我热爱这个职业，我愿意为它‘牺牲’，可是我的家庭谁来支撑？”
在方书贤看来，这般无奈的反问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走？”
不过，按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以下称报告）的数据统计，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近10年来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例愈来愈小；另一方面，教师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
仅仅以收入差异或男女择业观为缘由，难以解释男教师的“逃离”。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性的吸引力越弱
收入是令男教师“逃离”的一个因素。日本中小学男教师的比例比中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按照日本川口市一位小学教师的说法，日本从事义务教育的教职工的工资要比一般公务员高，因为除了工资，他们每个月还有各种名目的津贴；中国尽管已经作出规定，教师工资参照公务员标准，但各地情况不同，以开封为例，一位小学教师介绍，教师月薪最高能达到3000元左右，而当地公务员可拿到四五千元。
北师大这份报告的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只以收入、待遇指标来论男性的职业选择会十分片面，既不符合事实，也会将问题极端化。
事实上，这一报告除了透露10年来男女教师比例的变化外，还涉及一个重要的数据差异，即以城、镇、乡为指标，不同地区中小学男女教师的比例——
城市教师队伍更为“女性化”，县镇次之，农村学校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最小。具体而言，在小学阶段，城、镇、乡小学女性教师相应的比例为79.39%、68.16%和46.11%；在初中阶段，城、镇、乡初中女性教师的比例分别为64.4%、47.88%和41.67%。一个更为明显的对比是，北京、上海、广州2009年小学专任女教师所占比例分别是74.4%、74.21%、61.74%，而贵州、云南、西藏则分别是43.66%、46.56%和49.15%。
从报告可以看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生的吸引力越弱。
对农村男教师所占比重更大的一种解释是，在多数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能将义务教育读完，乃至走出去读书的多是男性。相应地，整个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也多是男性，他们中没能走出老家的一部分人便留在当地做起教师，撑起了乡村的师资队伍。
留给经济发达地区的则是一个追问：一些大城市给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已是十分优越，以北京一些重点中学为例，招收教师的门槛有的抬升至硕士学历，相应的待遇则是解决户口、宿舍加5000元的中等月薪，为何仍受不到男性的青睐？
曾晓东的分析是，一方面，全国教师等级工资是一致的，即使在北京、上海这些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也只是多一些津贴补贴。换句话，与同在一所城市的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待遇“仍抬不起头来”；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工作机会多，男性选择的余地更大。
当然，这也就涉及择业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因素。用方书贤的话来说，“男人要面子，对象都难找的工作，即便钱给的多了些也没人愿意去。”
除了教书还是教书，老师成了“套中人”
方书贤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大学教师排在第8名，中学教师排在12名，小学老师则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师排第4名，外企经理第10名，银行出纳员排在22名。
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太低，家长对老师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会儿。”而就教师职业的成长空间而言，因其过于“狭窄”、“难有进步”也让一些男教师望而生畏。
有一句话在教师圈内广为流传：“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对此一个较为夸张、但还算形象的翻译是：“当你踏入教师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至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
这种隐痛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武宏伟说，他曾经向很多非教师职业的朋友诉苦，但朋友多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你们有寒暑假，加一起3个月，知足吧。”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实际上，学校并没有给教师打开社会活动这扇窗。武宏伟发现，30年来的教师生涯，工作日要上课，周末要做继续教育，有时还给学生在家里补课“开小灶”，平日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充电。
一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告诉武宏伟，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是个“落后”的部分。以前和这位同学一起做教育的都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宁愿去中小企业接受未知的挑战，也不愿一直做个“套中人”。在学校里，学生是“有期徒刑”，老师是“无期徒刑”。
武宏伟本人则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在学校里轮岗做过团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务，恐怕自己早对学校失去了感情，“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只是教书匠，没了发展空间，真的怕被瞧不起。”
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的培养高分学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国珍起初并不愿意过多谈及男性“逃离”中小学的原因。在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看来，外在因素列举起来总是简单，而一旦谈及更深层次的内涵原因，一来难以说清楚，二来难以为人信服，
吴国珍所说的“内涵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选择教师职业时所憧憬的教育抱负，以及现实教育环境对其的“扼杀”。
吴国珍说，愿意为教育牺牲自我，把积攒20年的知识悉数掏给学生的教师大有人在，阻碍他们释放能量的是僵化了的应试教育环境。
试想如果让一个男人站在课堂上盯着学生们念书，看着他们背书，拼命做练习，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蜡烛精神相比，完全变了味儿。
换言之，当下的环境让教育失去了“育人”的血液，只剩下“教书”的躯干，成了“僵化的教育”。在吴国珍看来，一味地追求高分，而不是根据学生特征发展个性，不仅让学生成了机器，老师也成了教书机器，从而真正成了他们所自嘲的“教书匠”了，真正有教育抱负的男人谁甘心于此呢？
吴国珍的一位朋友，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刚教了几年，这位男教师便离开这所公办学校，去了一所民办中学。他告诉吴国珍：“我很爱教学，但我不甘于教授作秀的官课。”
到了民办学校后，这位教师接触到了差生、问题少年等各类学生，他的工作明显要比以前多了许多，除了学习，还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家庭乃至“人生困惑”等各类问题。但是他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样的教师生涯才显得完整”。
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重小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一份数据显示，在美国，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94.7%、86.5%和60.2%；法国小学和初中的女教师分别占到77.7%和62.8%；捷克、匈牙利、意大利、阿根廷和巴西，初中女教师的比例都高达70%以上，有的国家还超过八成。
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更多是男性、女性之间兴趣本能的差异：“女的喜欢带孩子，孩子带好了也有成就感。”但除此之外，影响这一问题的因素各国都不尽相同。吴国珍说，就中国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应试环境对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影响。
更进一步说，在国内，一些男性对中小学教师岗位的“逃离”，折射的是他们对应试教育环境的价值不认同。
北京师范大学李琼教授十分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不能让男性觉得进了教师这个行当，就是走“读书进修、考证拿文凭、评职称”的套路，而任务就是培养高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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