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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邹小平的记忆里，自己的故乡——共青农场是一个并不算太发达的地方，如果实在要精确地形容，他的脑子里甚至还会蹦出“脏乱差”这样的词。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希望农场会改变，希望那个“北方红色共青城”的打造不再只是一个梦。
不过让他高兴的是，这样的希望正逐渐成为现实。这个盼望家乡发展的中学老师发现，“昔日那挤挤巴巴的老房屋已经成了碎砖瓦砾”，“古老的旧宅正变成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农场变了。”他说。
这种变化，几乎是每一个共青人近几年来最深刻的感受。
去年一年，农场拆除场部平房300多户，拆迁居民点房屋1373户，新建楼房79栋，新增绿化面积7万平方米，改扩建场部路2.5公里……自从提出建设“北方红色共青城”，共青农场几乎每天都能让人看到不一样的一面。
2011年年初，共青农场按照“一城、一馆、一基地、七大庄”的“1117”城镇体系开始新城建设。如今，已具雏形。
“只要思路正确，农场就一定能发展。”对于农场的未来，场长苏彦山非常有信心。这个农场的主要建设者曾经见证了农场由落后到发展的轨迹，看着农场的变化，他似乎也能看到不久以后共青的腾飞。
镜头里的两个世界
在很多人眼里，农场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改变，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有些陌生。
共青农场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曲海龙常会背着摄像机到处采风。在他的镜头里，几年前的农场跟现在相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比如说百姓以前住的是草房，后来住砖房，而现在住的是楼房。”每次有领导来农场参观，这位要经常捕捉农场变化的媒体人都会跟着，“每一次都会有变化”。几年下来，他已经成了农场发展的记录者。
曲海龙记得，三年前，在他的周围还都是破旧的民房，场区直到2004年才有第一条公路。而这些景象已经随着建设“北方红色共青城”的步伐而远去，成为记忆中的一页。
曾经有一件事让曲海龙印象深刻。今年5月的时候，他去南方学习。半个月后他学习归来发现，农场已经不再是熟悉的农场，“原来家附近的地方都拆了，都是工地”。回来的那天他是晚上到的家，他甚至都找不到回家的路，直到好大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现在拆了很多，也建了很多，老房子旧房子都渐渐变成了新楼。”他说。
农场生产队队长冯春堂也有着相同的经历。
冯春堂的老父亲退休后住在农场所属的宝泉岭农垦局，每隔十几天冯春堂都要去看一次父亲，每次都要跟父亲聊聊农场的变化。去年春节父亲回到农场，却发现因为拆迁和新建，已经找不到家的位置了。
农场农业科科长刘海波则对于农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深有感触。
每到秋收的时候，刘海波都要去下面的生产队验收。以前，道路既坑洼不平又窄，即使是开着车去验收，也要跑上三天。如今，路越修越宽，越修越平坦，刘海波只要跑上一天，27个生产队就能全部验收完毕。
“现在农场只有两条农田路不是水泥路，其他的路都是了。”他说。
变化，还不只是在建设上。
在刘海波的印象里，种植曾经是一项“力气活”。“以前水稻插秧都得20多天才能做完，甚至到忙碌的时候，农场机关的职工都要去帮忙。但是现在一切都实行机械化了，5天就能插完。”
在农场的大环境中，这个机械化只是农场农业发展中很小的一部分。
去年一年，农场新建水稻育秧基地7处，育秧大棚500座，引进先进农机装备581台（套）。新建水稻智能化浸种催芽工厂1个，先后引进、筛选、示范、推广水稻和玉米等粮食作物20多个突破性新品种，还实施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玉米水稻高产栽培技术等新技术。这些让农场的粮食总产实现了“八连增”，总产量、单产、亩效益“三超历史”。
而更让场长苏彦山觉得欣慰的是，外界似乎也嗅到了农场的这种变化。
以前他去外面招人，如果没有特殊优惠的政策和条件，不解决级别、住房等问题，不会有几个人愿意到农场来。可是如今，农场发展了，很多毕业生都主动投来简历，甚至还引来一些重点大学的高材生扎根于此。
“农场以后还会引进越来越多的工业项目，会发展得更快。”作为共青农场的领导者，苏彦山希望看到农场走向辉煌。
“过去那么多年都没有这一年的拆迁多”
拆迁，或许是农场人最熟悉的字眼。
拆迁，让那些居住在低矮旧房里的职工搬进了新居。拆迁，让曾经杂乱无章的村落被规划成整齐漂亮的特色小镇。
但是，拆迁工作并不是那么好做。
共青农场政研室主任岑岩还记得1999年那次拆迁，“费尽了心思，只拆了46户，还引得上访不断”。
这样的记忆曾一度让他对2010年重新规划的农场拆迁心怀忧虑，害怕再次发生同样的问题。
不过想象中的问题并没有发生，拆迁的顺利程度超出了岑岩的想象。
“农场组成拆迁工作组，所有的党员都去做群众工作。”他说，为了完成拆迁工作，有的工作组成员甚至在大年三十还在外面跑。
自从拆迁工作开始，农场建设科科长金月成没睡过几个安稳觉，“害怕拆不完，害怕出问题”。
在拆迁中，他曾面临各种复杂局面。一次拆迁一处房屋，他就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里特别乱，各种线缆混杂，有移动公司的，有部队的。还有很多群众的菜窖。”为了顺利拆迁，他四处奔波协调。最忙的时候，他的整个舌头都溃疡了。
不过，拆迁组更看重的是如何让群众从心底里接受拆迁。
“就是要坦诚地交流，站在他们的角度给他们解决问题。”金月成说。
对于拆迁组的工作人员来说，几乎每个人都为群众解决过困难。
一个残疾人拆迁户家庭困难，原来的房子只有30多平方米，拆迁组不仅照顾他，帮他选楼，还帮他联系到工地去打工。
有一户人家说，因为买新楼要装修，拆迁款拿不到就不许拆迁。在资金还没到位的情况下，农场党委副书记孙玉萍等人自己掏腰包先垫给了拆迁户。
一个商店进行拆迁时，因为有很多库存商品无处安置，户主抵制拆迁，孙玉萍又帮他联系了库房……
尽管会有许多的小插曲，但在共青农场，拆迁却并不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他们还把拆迁称为“幸福工程”。
“在拆迁工作中，没出现过上访事件。”苏彦山说。
而在孙玉萍看来，之所以能顺利拆迁，是因为百姓能够看到实惠，“要让每一个群众比以前生活得更好”。
拆迁组工作人员的脑子里都装着这么一个公式：拆一还一。“就是拆迁一平方米民房置换一平方米楼房”。孙玉萍说，仅仅这项政策，农场为拆迁户补贴资金就达1500多万元。根据搬迁户家庭经济状况和需求，农场还特别设计了七种房屋套餐，即条件优越的进别墅、条件较好的住楼房、中等条件的入住管理区和场部平房、困难户和养殖户入住保留居民点和畜牧点、鳏寡孤独的进敬老院等。
这样的条件让拆迁也变得容易起来。
凤鸣山下的77户职工，前三年久拆不下，去年仅用两周时间，就签订拆迁协议70户。2011年拆迁1000多户，“过去那么多年都没这一年的拆迁多”。2012年刚刚过半，原定年拆迁1100户的计划已经完成了70%以上。他们还曾创造了一个奇迹——从2011年11月8日至今年2月28日，仅3个多月，共青农场完成了2.3万平方米的征地拆迁任务，涉及6大拆迁板块……
为了农场跑断了腿
在打造“北方红色共青城”的历程中，农场发展中最艰难的工作，莫过于争取资金和项目了。
“最初去争取项目资金，碰壁是常有的事。”苏彦山说，因为当时农场比较落后，项目资金根本轮不上。
但是农场的实际情况让苏彦山觉得争取资金是必须要做的事，“有些状况特别糟糕，必须得争取资金改变”。
一次适逢下雨，他去查看水利设施时，看见有一户人家一家三口站在水里哭。因为水渠的问题，别人家的庄稼都收了，他家的却被淹了。看到那一幕的苏彦山决定，“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好”。
没有资金，他就硬着头皮去申请。“拍了很多照片和专题片，一趟趟地跑水务局，不停地跟相关领导讲述实际情况。”最终他的建议被采纳，申请到了水利设施建设资金。
还有一次，他发现一到汛期，农场的大坝就会渗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申请到一个水库项目，他反复在网上查阅相关政策，并通过水利部申请到了项目资金。
为了打造“北方红色共青城”的项目投入资金，他总会不厌其烦地打报告。
那一次，因为农场纪念馆的项目资金，他在省财政厅门前等了三天。
农场学校原来基础设施不好，经常被通报批评，他也是想方设法争取到资金，改善了学校的条件。
建设北方共青城的几亿元资金是苏彦山申请的最大手笔了，为了这个钱，他几乎跑断了腿，从农垦局，到省里，从发改委到财政厅。
“只要是能争取到资金，做什么都值。”对于农场的未来，苏彦山还有更多的规划，而他需要做的也还会更多。
本报记者 陈凤莉 图片由共青农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