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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那会儿，凡事都要表个态。比如进了新闻学院的门，头一件事就得说清楚：你想做什么样的记者？
呃，这问题让我一愣，半天没言语。这一犹豫不要紧，气得我的导师直哆嗦。他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第一个冲进战区的中国记者，连防弹衣都没穿好，就奔赴巴格达了。任何没有立刻振臂高呼“我要做好记者”的反应，都不是他要的正确答案。
于是，这个问题一直猫在我的心里。两年前的冬天，我一个人跑去政局动荡的中东，那时候的埃及蔓延着一场因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引起的骚乱。在距离时代变局最近的地方，我成了一个实习记者，揣着采访本和录音笔，一边采写新闻稿，一边继续寻找答案。
现在回想看来，那时的感觉就像是咬到一块同时涂抹了迷人和恐惧的夹层饼干。我常常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向外看，抬头是波光粼粼的尼罗河，对岸的古老金字塔巍然不动，低头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坐着坦克在楼下来回巡逻。挥舞着拳头的示威者砸了马路对面的超市和花店，他们高声呼喊着口号离开，地上只剩下被砸碎的玻璃，打翻的牛奶和踩压的鲜花。
敲击键盘的打字声和着不远处的枪声，混杂在刺鼻的催泪瓦斯味道里面，构成一出别致的交响乐。那时候网络中断，电话也没有信号，混乱中我接到的第一个讯息，来自我的战地记者导师。在海事卫星电话的另一端，他铿锵有力的声音里依然充满期望：“你不要害怕，要勇敢地冲到前线，做个好记者。”
可是不好意思，我还是被恐惧打倒了。就在我写稿的时候，拿着枪的一队大兵大摇大摆地冲向办公室，嚷着要撞开房门，楼道里回荡着他们的吼声。当时我的手无力地瘫在键盘上，对着刚写了标题的稿件总也想不出新闻导语。我心里的打字机倒是噼里啪啦打出一串串的念头：谁知道记者该啥样，反正我做不了。
就在我暗下决心等毕业找个新工作的时候，办公室来了位小客人，跟着记者父母驻外的6岁小男孩米乐。这个中国男孩平时不爱说话，给他糖吃的时候就会红着脸摇头。他凑到我身边，小声地问：“刚才你害怕吗？”
又是这个问题。我绘声绘色地跟他描述当时的情形，那些大兵是如何大吼大叫地冲上楼来，我们用桌椅堵住的大门是如何被他们坚硬的枪托砸得咣咣直响。
小家伙默默地听我说着，就在我夸张地比划着当时有多可怕的时候，他突然用小手拉着我冰冷的手，说：“我也有点害怕，可是你别害怕，下次再这样，我来帮你。”
这话一下子击中我了。这可是个平日里连小狗都害怕的小家伙，而他现在要把他仅有的一点勇气送给我。他也知道，路上站满大兵，背着的枪并不是玩具，那条他平时蹦蹦跳跳就能通往幼儿园的路，现在要屏住呼吸悄悄走过。即便如此，他还在鼓励别人，不要害怕。
面对危险，米乐有他自己的对策。他白天拿着玩具望远镜，站到阳台上为其他正在工作的记者“站岗”，晚上他总是不肯去睡觉，“咱们得有一个人醒着盯梢啊”。
米乐不会写稿子，他每天最大的创作就是画画，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候，米乐依然涂涂画画，记录着他的愿望。他专门画画，送给即将要飞往炮火连天的利比亚的记者们。画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绿色的，国旗是绿色的，房子是绿色的，连人也是绿色的。米乐说，绿色代表和平，有了和平，就不用害怕了。
我常常在想，记者何来的力量，能够在陌生的国度为一场事不关己的战争冲锋陷阵？小学的自然课本上都说了，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但那天我明白了，你可以选择离开，但你也可以选择留下来，用自己的行动，给其他人力量。
从那天起，我打算做一个好记者。我希望我的稿子能像米乐的画一样，让人免于恐惧。
办公室的当地雇员哭着跑回来，她所住的公寓遭到攻击，示威者围在她的房子外面燃烧轮胎。我握着她还在颤抖的手，学着像米乐一样，对她说：“不要害怕，现在就写稿子，让世界知道这里的真相。”
没想到，让我最恐惧的那天成了我写稿最起劲的一天。回国过海关的时候，边检员盯着我的签证看了半天：“你赶上动乱了啊？你害怕吗？”
我很想告诉他，有种力量可以超越害怕。在那以后每天深夜发完稿回到房间，我会数着不远处的枪声，安然入睡。那是我心里最踏实的日子，因为我发自内心地想要报道新闻，想让真相传播出去。
在我即将入职做一名真正的记者之前，我去看望我的老师。他的窗台外长满了翠绿的爬山虎，外面没有轰隆的坦克，静谧的校园里只有知了叫着，他坐在一摞从地板通向天花板的书后面，认真地告诫我：“今后即便不去冲锋陷阵，你也可以拿文章当枪使，不管在哪里，都要做个有力量的好记者。”
可是直到今天，我还常常陷入无力状态，在写稿卡壳的时候愁眉苦脸，但我仍然很清楚，我想做一个记者。这一切都要谢谢把力量传递给我的小米乐。当然，这些事不能让我的导师发现，要是知道坚定的新闻理想来自一个6岁小孩，估计他又要气得哆嗦了。
李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