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参与不能止于“百姓说了算”

    拿深圳出租车装探头来说事，自己都觉得是在“吹毛求疵”。这一事件符合当事各方的预期，按一些时评人的行话，简直可称为“官民良性互动”。 

    相关信息最先由深圳市交委在媒体发布，信息很简短，只是说深圳拟在出租车里安装监控设备。一个“拟”字，既可理解为“决定”，也可理解为“打算”、“准备”，“拟”字的弹性空间释放出试探之意。

    民意很快就有反应。毫不例外，有赞成、反对、无所谓三种态度，而争议的焦点，则围绕出租车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安装监控设备是否侵犯个人隐私，如何保证乘客照片或图像不被泄露等议题展开。观察深圳当地媒体的报道口径，虽然在形式上给人报道平衡的印象，但赞成的倾向却相当明显，过多偏重于报道安装监控设备的好处。

    议程设置、媒体呼应、民意反馈之后，深圳方面还通过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官方微博“广东发布”，展开网络调查。从公布的数据来看，近七成网友认为此举合理，两成网友认为涉嫌侵犯隐私，一成网友感觉没必要。在得悉数据结果后，深圳市交委相关负责人通过媒体表态说，“老百姓的事，由老百姓说了算！”

    相比于一些地方政府惯于霸王硬上弓，这句“老百姓说了算”就显得特别的及时，特别的“陌生化”，因此，深圳媒体大多以此作为报道标题，强调深圳注重了公众参与。一项公共决策，既有明确的目标设定，又有征求民意的程序正义和放下架子的优美身段，还得到大多数网友的拥护，完全可以“出师有名”。而深圳这一次，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公众参与的程序之美，也确实让市民感受到了权力部门的谦卑姿态，似乎也能担得上“官民良性互动”的赞誉。

    但事件如果到此为止，总觉得还欠缺点什么。而之所以要“鸡蛋里挑骨头”，把这个“良性互动”当作样本来剖析，主要还是因为这种以为公共参与就是“百姓说了算”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如前文所述，深圳此次征求民意的过程看似完美、漂亮，却仍然有“斧凿”痕迹。本地媒体有关生命财产安全权和隐私权的报道，带有强烈的引导倾向，故意混淆两种权利的主体责任，让公众产生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错觉，似乎一种权利的保障必须以牺牲另一种权利为前提，而所谓的“百姓说了算”，只有A或B两选其一的选择，没有A、B都要的选择。

    正常的社会，这两种权利都很重要，在价值上本无高下轻重之分。只有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才会出现一种权利比另一种权利更迫切、更有价值的心理认知。如果深圳市民普遍觉得安全权要高于隐私权，那也只能表明，深圳的治安状况已经恶化到了让市民觉得必须牺牲隐私权的程度，但这既不是出租车上装探头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交委要求装探头的理由。

    此外，真正意义的公共参与，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百姓说了算”。一句“百姓说了算”，既可说是听取民意、吸纳民智，也可说是挟民意以堵异议。百姓有很多，相关不相关的百姓都可发表意见，公共决策部门不能简单地采信符合自己预期的网络投票数据，而应在众声喧哗中，科学地界定哪些是与事件“相关”的百姓与公众。利益的“相关度”决定公共政策目标的一致性，这就需要更细致的工作，比如为增强政策信息的透明度，加大解释和说明力度；为提高公众参与的代表性，识别、培育和发展公民组织和团体，让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等。

    具体到安装探头一事，利益最“相关”的群体是出租车司机和乘客，深圳市交委更应多了解他们的想法。即使大多数人都同意安装，也要多听听反对者的意见和建议，用充分的理由去说服反对者，远比用简单的数据，用“老百姓说了算”式的压服，更能体现公众参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