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的调查引发网友关注,该调查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华商报》10月22日)
早在唐朝就有“长安居大不易”的说法。当年的担忧有二,“米价方贵,居亦弗易”。1000多年过去,仍是一语成谶:CPI不淡定,楼市调而不控。皮尤世界民情项目上周公布了一项关于中国人观点的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人最担心的问题包括物价上涨、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等。尽管与4年前相比,担心物价上涨的人降低了12%,但“物价上涨”仍以60%的比率雄居公众忧虑的“大问题”榜榜首。
大城市居之惶恐,主要是缺乏稳定的生活预期与心理认同。这离不开三个因素: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形成事实上的“福利洼地”,无论是教育、医疗等软件,抑或公共设施等硬件,农村与城市有着巨大差距。只要这种差距存在,那么,不管公共政策如何转身,城市必然是一个充满竞争和风险的“高地”。因此,数年前的“逃离北上广”,才会在转瞬之间,因“重返”而姿势暧昧。只要城市优势(譬如户口福利等)不能消弭或剥离,公平、有序的契约精神不能普遍适用于各地区、各领域——再多的薪水,也难以慰藉生存压力之上的惶惑感。
二是收入分配改革迟滞,导致城市普通劳动者在收入上产生疏离感。资源向城市集中,马路宽阔,楼宇高耸,个人生活空间却渐次逼仄,消费能力赶不上城市升级的步子。《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在既有分配方式下,市场框架构建后,内容要素却未能合理归位,土地、利率、劳动力及煤电油运等要素价格过于行政化,最坏的结果就是穷补富、劳补资、落后倒贴发达,既不效率也无公平。这种状况下,居民在农村可能不会有太直接的切肤之痛,而在优势积聚的城市,就会在比对之下,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失衡感。
三是价格体系与保障体系在某些层面的双重失灵。这些天,有关房价许涨不许跌的新闻,主角已经从“不理性业主”转化为地方部门,譬如江苏无锡太湖新城“金融第一街”最南端的无锡嘉业国际城推出“限时特惠”活动,单价从1.6万元大跳水至6900元,低调降价还是惹得政府“很恼火”;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只打雷不下雨……保障层面的纠结,当然不在于不作为,而在于“如何作为”。譬如欲说还休的养老金缺口,已从试探到抛头露面,今后是“弹性退休”还是“收费加码”?支出预期不可期,即便9000元月薪,恐怕心里也不会特别“有底”吧?
人生的长短深浅,当然不是只有物质才能度量。在城市里舒展一份不惶恐的人生,就像流行语“你幸福吗”的发问,千人千面,万人万语。由高蹈回归凡尘、由蓝天回归炊烟,思考大俗大怯的生活,谁能说这不是另一种进步呢?好在,这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既患寡也患不均”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在纠结着梳理“民强”与“国富”关系的年代。无论城市乡野,在免于饥寒与恐惧之后,追求一份不惶恐的人生,也算是社会奔向未来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