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到场”和“到岗”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随着奥运会、世博会在中国的举办，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思考也成为当下文化从业者的现实诉求和现实焦虑。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惯例的积淀和传承，离不开理论和批评对每一个文化现场、文化现实所蕴含的新的审美可能性的把握和揭示。

    这种清理性的理论和批评如何展开？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批评应该时刻处身文化现场，审时度势地把握文化的脉动和走向，将正在生长中的新的审美可能性揭示和凝定为新的审美惯例和文化传统。换句话说，一个批评者首先要做的就是“下”到文化现场。

    陈歆耕从1980年代就开始文化批评。但陈歆耕做批评没有将自己的角色设定在仅仅做一个批评家，而是做了一个有现实关怀的“杂家”。检索陈歆耕的批评实践，从《快语集》到《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从文艺评奖、语文教育、电影电视、“海派清口”到“官员文学”、副区长的“情妇门”，从余秋雨、倪萍、周立波到郭敬明，嬉笑怒骂，堪称当下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问题的关键是，陈歆耕是当下中国文化“百科全书”而不是“百度百科”式的知识堆积，也不是有点小内幕要抖的八卦大全，而是大小事件都被陈歆耕私人“意见”和“看法”仔细“批评”过。他是当下中国“文化地图”。因此，一定意义上，读陈歆耕的文化随笔，是跟着他的当下中国私人文化地图游历。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陈歆耕的文化随笔有点像驴友们做的旅游攻略。陈歆耕将自己所做的这种批评称为“大众批评”，以区别于学院里的“小众批评”。

    陈歆耕以“提升文艺批评的公众影响力”这一办报理想和编辑思路办了一份《文学报·新批评》。《文学报·新批评》出刊一年多，不断对重要的文化事件、名家新锐评头论足挑鼻子挑眼，其办报实绩是有目共睹的。《文学报·新批评》在专业和读者、市场之间办成说“真话”、说“行话”且公众看得进去的文艺批评新传媒。作为一家旨在创新的新锐媒体，不仅在大的制度创新上趟出生路，而且深入抵达当下文化现场，面对公众发声发言，通过自己有立场有态度的“编辑”标举、创造出文类、文风创新的“新批评”。

    因此，陈歆耕的文化随笔和其办报理想有着一脉相承的东西。批评必须“到场”和“到岗”。必须明确批评不完全是书斋里的学问。学院化、学理化不是批评脱“岗”和离“场”的遁词。有一个问题需要正视，中国文化生成于世界格局下的中国场域。因而，我们不仅有理由要求批评家懂文化，而且必须懂“中国”，懂“中国问题”。陈歆耕正是这种新媒体批评的实践者。

    所谓批评，出乎其外是文体、修辞、语体等等，入乎其内则是批评者的独立精神立场和观点。陈歆耕的文化随笔有着“快人快语”的陈氏“文体、修辞、语体”，他不尚繁复的征引推演，也不绕弯子说话，而是开门见山、直抒己见，其尺度和立场是豁然裸露的，其情感是沛然涌出的。这可能是陈歆耕文化随笔的弱点，也正是其长处。

    观察当下批评，是“谁”在批评，是“谁”发出的声音，越来越不清晰。千人一腔，我们感觉不到批评从业者独立的观点，感觉不到他们的体温和心跳。从中国批评的现实看，当下有理有据对中国文化挑刺找茬的批评家和批评很稀缺。批评家一团和气、抱团取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批评的锋芒越来越钝化。王彬彬教授说陈歆耕“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不怕得罪人”， 事实上，无论是《文学批评家“集体失语”？》，还是《批评家，你为何不“骂人”？》，无论是《面对批评的气度与风度》，还是《寻找批评家的身影》，甚而《“新批评”的纪律》，陈歆耕所做一切的意义已经不只是几篇幽默、泼辣、锐气的小文，也是对我们今天时代的理想批评的想象。

    陈歆耕喜欢将文化生态比作大树的生长。对于文化这棵大树，在《快语集》后记里，陈歆耕说自己是一个想做啄木鸟的人，也就是诊疗文化大树的医生，而到了《谁是“谋杀”文学的“元凶”》的后记，陈歆耕则成了提醒大树有病的乌鸦。

    我没有和陈歆耕交流过他从啄木鸟到乌鸦“退步”中的心境变化，这里面有没有面对我们今天整体文化生态，以个人一己之力发声，声音之渺小细弱的自我体认？但即便是“示弱”，还是让我们意识到在今天的时代做一个啄一棵病树的啄木鸟，哪怕就是诚恳说真话的乌鸦委实不易，“乌鸦匍匐在倒地的枯树碎巢上‘呜呜’地哀鸣，久久不肯离去”，而正是这种对当下文化建设“久久不肯离去”的执念，陈歆耕有了这两本文化随笔集，有了《文学报·新批评》，而如果我们还冀望森林和大树的繁茂葳蕤，我们就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啄木鸟和乌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