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处数十亿只节能灯的后事

    和大多数人不同，张弘喜欢收集一种奇怪的东西——节能灯的包装盒。

    “这样它们被换下来的时候就不容易碎了。”这位环保人士说。在他办公室的角落里，专门放有一个词典大小的纸盒，里面装着20多只废弃的节能灯，有些还被细心地裹在原有的包装纸壳中。

    可别小看这一举动。作为气体放电灯，节能灯的灯管填充了汞。一只普通的节能灯含汞量大约5毫克，如果逃出灯管的束缚，这些“只够沾满圆珠笔尖”的汞在常温下就可能变成汞蒸气。如果有人在短时间内吸入过量的汞，可能会感到口腔和咽喉灼痛，并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中毒者的呼吸道和肺组织很可能会受到损伤，甚至可能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

    不仅如此，这些人们肉眼无法看到的东西还会以毒性更强的甲基汞的形式在鱼类体内富集，最终可能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这种危害竟然还有人不知道!”清华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虞昊指着一篇“追究水俣病制造者”的文章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水俣病是上世纪50年代出现在日本水俣镇的一种怪病，是由于居民长期食用含有甲基汞的海产品所致。

    根据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的数据，2011年我国生产紧凑型节能灯约47亿只，其中19亿只留在了中国。如果按照每只节能灯中含5毫克汞计算，这19亿只节能灯最终报废时若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将释放出95吨汞。这些污染物将随着气流开始全球旅行，在大气中停留数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无处可去的灯

    不过，在2006年，推广这种像麻花一样的节能灯，是张弘所在的非官方机构北京地球村的重要工作。相比白炽灯，这种学名“自镇流单端荧光灯”的灯泡可以节电70%左右，寿命也延长5到10倍。那一年的地球日，地球村等绿色环保组织还提出了“一盏灯、一颗心、救地球”的口号。

    一年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高效照明产品推广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决定由国家安排专项资金，采用财政补贴的办法，开展节能灯的推广。2008年，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加大高效照明产品推广力度”被作为重点强调。截至2011年，我国通过财政补贴累计推广节能灯5亿只以上。

    但在虞昊看来，当全国上下热情推广节能灯的时候，人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灯管中的汞。

    基于发光原理，灯管中必须填充惰性气体和汞。事实上，在节能灯推广之前，我们经常使用的直管型日光灯，含汞量更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系李岩教授从2007年开始关注节能灯的汞污染问题。她计算，在一个装有4盏功率为9瓦的节能灯的客厅中，即使每盏节能灯含汞都达到最高的10毫克，寿命只有最低的1万个小时，它们带来的直接汞污染和由耗电带来的间接汞污染加起来也只有68毫克，但是若将4盏节能灯都换成45瓦的白炽灯，所带来的汞污染可能高达144毫克。

    尽管如此，节能灯处理不当所带来的汞污染依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虞昊认为，1996年中国开始组织实施“绿色照明”工程之初，把节能灯作为推广主体就埋下了隐患。在翻阅了电光源专业众多教材后，他发现周太明教授编著的《光源原理与设计》一书，“可以说代表了我国这一科技领域最高水平”，但这本500多页的巨著几乎不谈论光源设计和使用的环保问题。 

    2008年6月15日，北京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开展了“一元钱购买节能灯”的活动，每户可以以一元一只的价格购买5只节能灯。虞昊在现场发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节能灯中含有汞，更不知道废弃的节能灯应该如何处置。

    这可把他急坏了：“每家至少有5只灯，老百姓又不知道这有什么害处。将来灯坏了都被随便埋在地下，你还能再去把它们挖出来？”第二年，这位80多岁的老人直接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直言道：“全国大力推广所谓的节能灯，实际上是对总理批示的‘高效照明产品推广’的巨大误解，并由此引发了生态环境中严重的汞污染问题。”

    无法吃饱的机器

    注意到汞污染之弊的张弘，在开展节能灯的项目时开始小心翼翼了。每当有企业通过北京地球村捐赠节能灯时，他总是会说服企业分出一部分钱，来制作减汞的宣传材料。

    但是，在社区进行宣传的时候，一旦被问到“废弃的节能灯应该怎么办”，张弘的答案只能是“先好好保管”。这位从事汞污染宣传的环保人士心里也没底，这些隐形杀手究竟会何去何从。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北京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从2008年开始从事废弃节能灯等含汞废物的回收。在厂房里，工人们带着猪鼻子一样的防毒面罩，脚踩镶着铁板的大头鞋，将一根根灯管塞进集装箱一样的机器里。这些灯管将在机器里被充分地碾碎，自动分离出荧光粉、汞、金属、玻璃，再通过蒸馏回收其中的汞。

    这条自瑞典引进的生产线每天最大能够吞进将近5吨的废旧灯管，但是这里的工人每天的生产任务只有1.5吨。

    即使这个任务量也很难完成。据处置中心的一位负责人介绍，每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只能开工4个小时。

    “要是都能开工，我们不是都吃饱了？”这位负责人不无抱怨。

    目前，堆在危险废物处理中心的灯管，主要来自3个地方，一个是通过政府“绿色照明”工程回收的废旧灯管，一个是灯管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残次品，还有一个就是和处理中心签约的企事业单位。但是，在北京30多万家企事业单位中，只有约200家和他们签订了处理合同。

    其实，他们也想过拓展业务，只是往往以失败告终。“每次问有没有灯管要回收，人家都会问我们给多少钱，当我们说不但不给钱还要收钱的时候，人家都不理我们了。”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虽然每公斤灯管只有不到10元的处理费，却足以让大多数企业“望而却步”了。 目前，200多家和处理中心签约的企业都是主动找上门来的“大型企业”。

    但节能灯的最大消费群体是普通家庭。根据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萧弘清的研究，在台湾，公共场合使用节能灯占总量20% ，家庭使用量占80%。

    只是这个市场是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所无法拓展的。

    含汞节能灯早在2008年就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是第六条同时规定，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可以不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虽然，在这一条里还有“所列废弃物从生活垃圾中分类收集后，其运输、贮存、利用或者处置，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的规定，但是却没有人愿意承担收集的工作，更没有人愿意支付处置费。

    目前，除了北京和上海，全国拥有含汞废旧灯管回收处理能力的企业并不多。两年前，北京地球村将他们宣讲时收集来的将近两吨废旧灯管交给处置中心，由处置中心帮他们免费处理。“但是，我们也不能总是免费啊，我们也得给工人发工资啊。”这位负责人很是无奈地说。

    无人从事的工作

    目前，张弘和他的团队只能四处宣讲随便丢弃节能灯的危害，“动之以理，晓之以情，从概念到概念”，因为“没有能力处理”。

    在他看来，解决办法是每个居民区都有专门回收废旧灯管的箱子，或者可以由居民委员会出面来收集灯管，然后交给处理公司集中处置。

    据说，在德国的灯具专营店、超市、药店、电器商店以及社区内，分布着8000多个节能灯收集点。在日本东京，节能灯必须放入写有“有害性垃圾”塑料垃圾袋里，禁止与资源性垃圾混在一起。而美国有7个州禁止将节能灯直接放在常规的垃圾袋中，其他州在一年中也有特定时间处理废旧的节能荧光灯泡。

    只不过，这样的尝试在中国并不成功。李岩注意到，2008年厦门就设置过专门的灯管回收箱，只是这些回收箱都被居民直接当成生活垃圾回收箱，最终不了了之。

    2009年，虞昊给国务院写的信很快得到了回复。当年6月，环保部组织了由多家协会和研究院参加的“节能灯与发光二级管LED灯有关问题专家座谈会”。作为专家被邀请参会的虞昊兴冲冲地来到环保部，却失望地发现在座的专家“对汞污染好像不大关心”。

    根据他回忆，当时一名从美国回来的专家不断强调，以自己在美国做灯管多年的经历来讲，“节能灯中不可能不含汞”。还有专家质疑“雷管中还有那么多汞，为什么只揪着我们不放”。

    “可是灯管是老百姓天天都用的啊，那能跟雷管比吗？”虞昊现在回忆起来还很激动，“其实大家都想着赚钱，没有人真把环保放在心上。”

    近日，有媒体称，自2008年我国第一批由财政补贴的节能灯上市到现在已经3年时间，这正是一只普通节能灯的寿命。这条题为《节能灯正进入集中报废期》的消息，让不少人重新关注节能灯含汞的问题。

    对于这一说法，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并不认同。11月5日，在一番迟疑之后，这家行业协会在其官方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科学认识荧光灯中的含汞量》。在罗列了一系列数字否认节能灯集中报废这种可能后，这篇文章表示“高效照明产品推广项目推广的节能灯不会对环境和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在1.5亿只节能灯、每只灯含汞5毫克的前提下，这篇文章还指出，如果这部分节能灯全部回收，最后收回的汞量仅有0.225吨到0.75吨，而按目前的节能灯回收成本1.2元/只，期间需要投入的资金将是1.8亿元。如此少量的汞排放和环境影响，对照如此巨额的回收资金投入和其他人力物力投入，是否值得，还需要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但这组数据并没有得到一些环保人士的支持。在这些是是非非尚无结论之前，张弘办公室里的那一盒节能灯，已经被“好好保管”了将近两年。直到最近，它终于被一个收废品的带走。为此，单位里的人还“搭了一堆好话”。

    “不知道他会不会送到专门的处理中心，如果量不大他可能就不会送去了，也有可能直接扔到垃圾堆里了，天知道。”张弘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