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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杨婧作出一个决定——不能再困在这间乏味的办公室里。
在别人眼中，她是受人尊敬的图书编辑，和文学圈里的知名人士相交甚笃，名字还化为铅字，印在一册又一册图书版权页上。可只有杨婧知道，她所选择的这份工作，不过是“鸡肋”而已。
在别人的想象中，杨婧肩负着发掘文学新秀的重大使命，实际上，她只是从图书馆里“发掘”不一样的古籍版本，借来复印，“就像去古玩店找鼻烟壶一样，毫无创造性”。大多数时候，她的创造性体现在和印刷厂的工人斤斤计较于封面布套的蓝色是不是正，装订的骑马钉有没有跑偏。有时，她还得戴上蓝色的套袖，穿上工作服，在夹杂着灌肠和羊肉串味的书市上，吆喝卖书。
工作三年，她终于明白，在这家循规蹈矩的老牌出版社里，就算自己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一颗螺丝钉而已。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为获得这个城市的户口，杨婧在大学毕业时，在理想面前妥协，选择了一份并不可心的工作。每天早上，她踩着点儿走进办公室，慢条斯理地擦桌子、泡茶，然后读一份报纸。当办公室里新来的年轻人已经用“您”来称呼她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工作了这些年，了解的也不过是出版流程中的一两个而已。
她感到自卑，同时伴随的还有危机感。她不甘于平庸，也试图做一些自己感兴趣、具有时代感的选题，改变自己的现状，可这非但没有得到社长的重视，还被语带讥诮地泼了冷水。
28岁时，已经是“杨婧老师”的她想要离开，可是，她的合同还没到期，将面对高额的违约金。她被这个乏味的办公间困住了，她的青春在消逝，她的激情被消磨，她的梦想越飞越远了。
像杨婧一样，为户口、为待遇、为安逸、为家庭、为职称、为房子等各种理由，被困在办公室里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每天重复着接电话、整理报表、帮领导写邮件这些看上去毫无意义的工作，而升职、出国培训这样的好机会，总也轮不到自己头上。他们不在核心岗位，存在几乎被人忽视，这些人戏称自己为“鸡肋白领”。
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杨婧一样，决定离开。27岁的张吟，已经在继续忍耐还是改变现状中纠结了5年。她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大型国企。开车行驶在北京的二环路上，很容易就能看见这家公司的招牌。但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物里，张吟只是困在办公室里一个不起眼儿的小兵。
毕业后，张吟在父母的帮助下，进入这家公司的综合管理部工作，负责的正是“接电话、整理报表、发邮件”这些杂事。工作三年后，她的激情几乎被磨光。起初，新闻专业背景的她，还想在夹缝中体现自己的价值，比如从新闻写作的角度，把公司的新闻稿和领导的讲话稿改得更有可读性一些。如今，她再也不会有这种心思，因为那些被精心改过、字句间闪耀着梦想的新闻稿和讲话稿，从来也没有被采纳过。
张吟陷入一个死循环。她不喜欢现在的岗位，因此没有学习动力。可越往上升，越需要工科背景。文科出身的她看不到什么职业前景，但她似乎能看到十年后的自己，还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接电话、发邮件、改讲话，没有其他可能性。
她考虑过辞职，也考虑过回学校充电。可她已经习惯了“打杂”，没有其他工作经验，想要换行业很难。婚姻、孩子接踵而至，她愈加丧失了勇气，就这样，在迷茫中，“一年一年过去了”。
张吟所面临的，正是许多困守在办公室中的“鸡肋白领”遭遇到的窘境。平凡琐碎的工作让他们无法实现自我价值，之后，他们甘于平庸，原有的知识也在慢慢折旧；面对新人竞争的压力、外界不确定的风险，他们不愿意放低身段，没有勇气重新寻找工作机会。因为户口、待遇、家庭、房子……这些理直气壮的理由，让大多数人最后都作了同一种选择，不得不蛰伏在办公桌前，当一根面目模糊的“肋骨”。
另一些人则没有放弃寻找出走的小径。被合同压住的杨婧，不想在格子间里失去自我，她开始偷偷给外面的刊物写稿，寻回自己的文学梦。“既然单位不让我走，我就心灵出走。”她对自己这样说。几年后，当杨婧的合同期满，终于离开出版社时，她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报纸专栏作家了。
杨婧出走的小径，恰恰是另一些人的囚笼。一名得不到领导鼓励、读者反馈的女记者，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自我欣赏”“自己跟自己玩”。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舞台，“我自己有收获就行了，其他人重视与否，与我无关。这是‘我的’工作。”她说。
职场中的确有不太重要的岗位，但并不存在“鸡肋”的人。因为，再普通的职位，只要用心去做，都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如果是这份工作和你奔向的理想道路无关，那么再好的职位也是鸡肋。如果这份工作很平凡，甚至很卑微，但是你奔向的理想道路上不可错过的一站，那就接受它、做好它，最后超越它。
至于那些沉溺于抱怨却甘于平庸的人，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让自己不愿去付出任何努力去改变现状，实际上，是这些人首先把自己宣判为“鸡肋”了。
离职不久前，杨婧在QQ上和另一个苦闷的女同事聊天，女同事联想到自己的境况，对着电脑屏幕哭了。没到一年，她也辞职了。
胡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