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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州市南昌路上，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不显眼。没有华丽的大门，也没有站岗的警卫，只有一块暗红色花岗岩安放在路边，上面书写着这间研究所的名称和显赫的头衔——国家实验室。
正是在这片占地40500平方米的土地之下，栖息着一个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大家伙”：中国第一台大型重离子同步加速器。组成它的三个主要部分：扇聚焦加速器是“一五计划”的成果，大型分离扇重离子加速器属于“七五”，而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的设计建造则始于“九五”。它的存在，就是一部“运转着”的历史。
差不多每隔20年，这个“大家伙”的能量就提升一个量级。如今，这台大科学装置比起日本、德国、美国的“同类”们毫不逊色。从加速器引出的数个终端，可以进行核物理、生物、医学、材料等领域最前沿的精密实验。
“我们建所就是服务国家，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近代物理所所长肖国青说。在中国，除了兰州重离子加速器，中国科学院的上百个研究机构还承担着“龙芯”、“蛟龙号”、“嫦娥”和“上海光源”等重大科学工程。
“几乎所有科研项目都有研究生参与。”中国科学院院长、国科大校长白春礼曾说。在“龙芯一号”年轻的研发队伍中，国科大在读研究生占了一半以上。而一位全程参与“上海光源”建设的博士生，现在已经可以作为中国学者赴海外指导他国的光源工程建设。
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欧阳自远曾表示，一项科学工程的责任不仅仅是推进科技进步，而且对经济发展、国民素质提高都应该发挥作用。这一点，正符合中白春礼院士为“国科大”提出的办学理念之一，即“服务国家”。
这片河山不会说话，但它的需求就摆在那里
1957年，为响应国家“发展核工业”的号召，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杨澄中带着23个科学和工程人员从北京到达兰州，建立了中科院兰州物理研究室，这就是近代物理所的前身。
现任所长肖国青的父亲便是研究所的第一代科学家。“只要国家有任务，不管人在哪里，热血男儿都是义不容辞！”说起包括父亲在内的老一辈近代物理所人，这位儒雅温和的中年人激动地表示，他们仍是自己的楷模。
“国家投入很大，应该要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根据肖国青的介绍，这台大科学装置除了能为国内外基础科学研究提供实验平台，还能为粮食作物进行辐照育种，开发新型航天材料以及治疗癌症等。
近代物理所实验物理中心主任张玉虎常常给学生做“思想政治工作”，讲得最多的，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做事，用谨慎的态度为人”。这位2000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研究员笑称自己做的工作是在“拿个秤，称这个原子核几斤几两”。
“在经济效益层面，我做的事儿有什么用吗？没用！”张玉虎自问自答道，“但要是从国家角度来讲，我们是在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全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有我们中国人的一份贡献。”
对邓伟从事研究的学科来说，认识自然显然并不够。这位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还得想着“改造自然”的事儿。
他曾在白春礼院士刚刚上任中科院院长之时，便马上写信过去，痛陈中国山区生态之脆弱、灾害之严重、制约中国发展之紧迫。“建成小康社会，要解决‘三农’问题，而真正的‘三农’问题在山区。”在邓伟看来，解决山地的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课题。
“这片河山不会说话，但它的需求就摆在那里。”邓伟慨叹。当这位所长读到十八大报告中“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句时，他一下子“充满了干劲儿”。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方文程也在摩拳擦掌。5年前，这位清华工程物理系大四学生只花了十几分钟，就搞定了自己的未来。在学校为毕业生举办的“双选会”上，他径直走向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所展台，自信地亮出简历，十几分钟后，双方便签下了一份“保送研究生意向书”。
“当时第三代光源已经快要竣工了，我不管，我就是奔着它去的。”他口中的光源，指的是中国第一台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由上海应用物理所承担建设和运行任务，是我国最大的大科学装置和大科学平台，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大二时，方文程曾参观过它，受到“深深震撼”。
如今，方文程已经完成5年硕博连读的学业，并顺利留所工作。“在国际同步辐射‘光源’领域，我们的‘第三代’原本已经晚了十几年，但现在我们用了4年把差距缩小。而现在面临‘第四代’光源‘自由电子激光’的发展，正是我们空前的机遇。”方文程充满期待地说，“有差距这必须认识，我们还在追赶差距的阶段。等到差距缩小到0年，甚至是我们引领这个领域的最前沿，那才达到了服务国家的要求。”
截至2011年，中科院遍布全国的科研机构承担着2.87万个科研项目，也承担着3.86万余名研究生的培养。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长。对正在致力于自主发展超导加速器系统的兰州近代物理所来说，下一个20年的“能量升级”目标，是保障国家能源供给和核能长期可持续发展。
这不仅仅是为国家服务，也是国家给我们提供了机会
从2008年至今，博士研究生唐强已经在长江上游的野外台站待了整整4个夏天。他参与研究的项目是三峡库区水土保持与坡耕地微地形改造技术。由于长江上游的生态关乎整个长江流域，这项研究也显得意义重大。
在成都山地所读硕士时，他觉得研究这个“没啥用”，整天“玩玩闹闹”，根本不想读博，是老师眼里的“刺儿头”。然而跑了几年野外调研下来，他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转换成示范区实实在在开展的工作，“感觉很甜美”，还因为表现优秀当上了博士班的班长。
“我们的野外工作并不孤独，只是辛苦。”唐强说。三峡库区的夏季气温常常在40摄氏度以上，湿度能达到99%，几乎天天都是“桑拿天”，蚊子多到要穿上长袖的衣服。“因为在做有意义的事，所以值得。”另一位博士随即感慨道。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后，杨成林是第一批跟随老师深入灾区的研究生，那时，仅仅是震后第四天。至今，他仍记得泥土翻出地面，余震时碎玻璃如子弹般乱飞的场景。正是这次考察，为山地所积累了山地灾害的第一手数据，并为四川省的抗震救灾提交了近20份研究成果。
“这不仅仅是为国家服务，也是国家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杨成林说。
当2010年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时，刚刚到山地所，还没报到的硕士新生卢阳马上跟导师进入了灾区。此前，这个学“岩石力学”专业的男生从来没接触过泥石流。当他看到“断壁残垣”的县城，听到“连片不断”的哭声时，忍不住“泪眼朦胧”。
“作为一个地质灾害工作者，我好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虽然卢阳当时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但他已经感到肩上责任很重。
在成都山地所山地灾害专家崔鹏研究员看来，“中国山区面积大，灾害多，减灾的事业一定要后继有人。”他重视学生们具有的特点和专长，在研究兴趣方面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也给他们很多独立承担科研项目的机会。
“这是我们国科大的传统。”山地所所长邓伟笑着摆摆手，“并非我们所是这样，大部分国科大的研究生，自己的动手能力都非常强。”他表示，国科大研究生一入学就深入到导师的项目中，独立能力在实践中得以锻炼。
一位国科大的工作人员曾评价道：“对山地所来说，它的存在就是一种服务国家。工作艰苦，但非常重要。”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这正是山地所工作中所体现出的思路。
说起艰苦的工作，张玉虎深有体会。在他看来，自己所在的近代物理所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皆因几代人的辛苦奋斗。他总对学生说起前任所长詹文龙院士因为做实验忙过头，除夕夜被锁在实验室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现任所长肖国青也能讲上好几个。
“但你也不要把搞科学想成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张玉虎开起了玩笑，随即又重重地强调，真正把科学当成毕生志愿去做的人，不认为这是吃苦。
谢漪就一点儿也不觉得苦。尽管这个80后姑娘常常擎着两个黑黑的眼圈通宵做实验，“恋爱也没时间谈”，但这并不妨碍她对“重离子治癌”充满兴趣和热爱。“女博士没啥了不起。”这位整天围着中国最尖端治癌仪器转悠的女孩已经是副研究员了，她大大咧咧地说，“我们好研究穿衣打扮，但是也好研究生物医学而已。”
科研的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人
对于谢漪的导师、近代物理所辐射医学研究室主任张红来说，作为“女医生”，会比作为“女科学家”带来更大的成就感。她负责的“重离子加速器治癌项目”如今已经完成100多名肿瘤患者的临床试验治疗，至今还未发现不良反应。
据统计，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增长了80%，已成为全国因疾病死亡的第一大死因。同时，全球20%的新发癌症病人在中国，24%的癌症死亡病人在中国。目前我国每死亡5人，即有1人死于癌症，而在0~64岁人口中，每死亡4人，即有1人死于癌症。近代物理所重离子束治癌临床治疗试验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第四个能够利用重离子束临床治疗癌症的国家。
据谢漪介绍，与传统的外科手术、放疗和化疗相比，重离子束治疗癌症毒副作用很小，对肿瘤靶区杀伤力很大，可以准确定位、精确控制照射剂量。她记得一位面部多发性肿瘤女性患者，来的时候把自己的脸裹得严严实实，帽檐也拉得很低，在人群中，她从不敢抬头。经过治疗，这位女患者的面部基本恢复正常。
“上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化了淡妆呢！”谢漪颇有些得意地说，“为国家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嘛！”用她的导师张红的话来说，即“科研的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人”。
成都山地所博士研究生朱兴华在西藏做泥石流研究时，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地老乡在灾后搞重建，由于不懂山地灾害原理，很快，辛苦建设起来的房子又被毁掉了。“毁了又建，又被毁掉”，他觉得很痛心，便时时提醒自己，“国家需要我们这些中科院人来做什么？”
所长邓伟也时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中国山区面积占陆地国土面积近七成，又是制约国家发展的瓶颈区，因此，他提出了“关注山区，支撑未来”的口号，用学生的话说，“邓所长近年来一直在为中国山区的生态和发展‘奔走呼号’。”
四川省某位省领导曾对这位“忧国忧民”的所长下任务：“把最难的地方交给你们研究。”而邓伟则认为，能为国家挑最重的担子，这是研究所的幸运和骄傲。
据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黄宇营研究员回忆，当初筹建“上海光源”之时，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基础科学装置，从未做过，所以他所在的科研团设想了种种困难，认为“不可能很快完成”。“正因为困难，所以光荣。”黄宇营回忆当时拼命工作的自己，几乎不知道外界在发生什么。
“工作强度很大，但值得。”黄宇营说，“‘上海光源’建好了，就为科学家、医生甚至企业开发者提供了国际水准的平台，虽然它在我们所，但它服务的是所有人。”
为祖国的科研工作，我还能再奋斗50年
近代物理所研究员张红笑称自己“不太会表达”，特别是说到一些“服务国家”之类的“大词”。9年前，她放弃了美国研究机构提供的优厚待遇，毅然留在中国西部。每年，她只有短暂的时间能与身在美国的丈夫和孩子相聚，“但目前看来我的研究当然还要继续下去，直到退休”。
在近代物理所师生的眼里，张红绝对是个“老母鸡”式爱护学生的人物，和学生相处，她既是导师，指导他们的科研工作，又像妈妈，教他们为人处世，享受生活。
“老师能教给学生最重要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方法。”张红表示。而远在上海的黄宇营的想法则和她如出一辙，“导师要教学生做人、科研的方法。通过教他做科研的过程，达到更重要的育人的目的。”
每个周五下午，黄宇营都会组织学生们开会，谈这一周阅读的书籍、工作的进展，也会交流生活中、思想上的事儿，特别是“要教他们踏踏实实做学问，不能弄虚作假”。
成都山地所所长邓伟常常聊起“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他感佩那种“不求名利”的科研精神，并努力把这种精神通过思想教育，传达给在所就读的研究生们。
“我要努力把学生带到宽广的、主流的路上去。”邓伟表示。而近代物理所所长肖国青也在努力着，他拿出一部分所长基金，用于支持年轻人，包括研究生的自主科研项目，让他们“挑起大梁”。
如今，在中国核物理和加速器领域，许多获得杰出青年基金的年轻人，都曾在近代物理所攻读过。截至2012年，国科大在读研究生3.86万余名，博士生占49%，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研究生培养机构。
“为国家培养、输送科研人员，这也是一种服务国家的方式。”肖国青骄傲地说。
肖国青常常出现在近代物理所门口的兰州拉面店里，无论哪个学生碰到他，都能“端着大碗，聊聊愿望”。有时候学生们只是希望改善一下宿舍条件，有时候是渴望未来能拿到诺贝尔奖，有时候则是期待能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上海应用物理所的方文程刚刚“拿下”博士答辩。那天，他走进会场，面对着5位答辩老师，心情紧张。
“这并非因为我准备得不够充分。”方文程说，“而是感觉有些‘神圣’。”
在结束答辩时，方文程想起了最初的那场“双选会”。“为了当初的选择，我奋斗了5年。”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说，“但为祖国的科研工作，我还能再奋斗50年。”
本报记者 秦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