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照相的人

    在旅行中照相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拍故事、照风景的，一种是拍自己的。虽然形式上前一种较后一种显得层次更高一些，但这两种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他们都是要留住时间的人。

    把时间留住，这是旅行的一个终极命题。而旅行中的“快”与“慢”，则永远是一对矛盾体。

    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说，旅行越来越快了。随着蒸汽机车的出现，曾经以月计的旅途缩减到了周；随着汽车的发明，时间的概念再次被缩短到了日；伴随着飞行技术的革新，我们今天的旅行已经按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无论怎样，物理学的速度变革推动了旅行者计时方式的变化。虽然交通工具用时缩短，从理论上使我们可支配的用来旅行的时间变多，但大部分人却感受不到这一点。恰恰相反，今天的旅行者所感受到的时间，反而比过去更紧、更少了。

    这是因为，旅行变快了，生活变得更快了。要应付快节奏的生活，有两种办法。第一是让节奏慢下来，享受慢旅行的乐趣，但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太难做到。因此，我们不得不采用第二种办法——用更“快”的速度去为旅行留下点什么，这就是——快门。

    照相技术的发明教会了人们如何把瞬间的景象保存下来，在照片上，流动的时间瞬间凝固，无论那一刻图片中的人或物是怎样的状态，它都会成为一种所谓的永恒。很少有人能够拒绝这种将时间留住的魔力，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心理慰藉，以抵抗一种对年华必将老去、亲朋终要远离的恐惧感。

    丰子恺在《大账簿》中谈起他对世间万物命运轮回的感悟，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我偕了小学校里的同学赴郊外散步，偶然折取一根树枝，当手杖用了一会，后来抛弃在田间的时候，总要对它回顾好几次，心中自问自答：“我不知几时得再见它？它此后的结果不知究竟如何？我永远不得再见它了！它的后事永远不可知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丰先生这么极端的忧伤情怀，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曾有过类似的感受，一种时间流逝的命运感。既然无法对抗这种命运，不如把它的每一个珍贵瞬间留下来，这可能是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大多数人的心理冲动，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感受到了这份冲动。

    把相聚的时间定格，是为了更好的离别。

    从广义上讲，旅行就是一场以与日常生活的分离为开始，以回归生活作为结束的活动。但是，旅行又暗含着另一种相聚和分离——与旅行地的相聚和分离。另外，后者往往具有“只此一次”的巨大心理暗示。于是，就像丰子恺对树枝频频回眸一样，旅行者的镜头会投向这些瞬间的美好。

    对于相聚和离别的感怀，对于时间流逝的领悟，中国人似乎具有一种更加复杂深刻的心理诉求。

    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在同样一个景点，中国人拍摄合影的概率远远大于外国游客。我不清楚这项调查的可信度如何，但它所揭示的现象却是我深有体会的。中国人不光喜欢照相，而且喜欢用各种排列组合拍照。人多的时候，甚至一群人热热闹闹能在一个地方耗上好久，乐此不疲。相反，别国的旅行者虽然也自拍，但排列组合的情况却比较少。

    这种拍照方式的对比反映了一点：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对分离的恐惧感更加强烈。与人合影的行为意在表现一种亲近的关系，相片中的人物越少，越能证明这种关系的坚实。将这种关系用留影的方式记录、保存下来，既是一种对现有关系的认可，更是一种对未来这种关系可能消亡或减弱的抵抗。“留住每一刻”，本质上是惧怕失去，惧怕离别。

    这种旅行中的伤感已经存在了千年，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其间客人就曾感怀人生苦短、美景难留。而苏轼则回答道：“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不属于我的，享受当下的美好即可，何必非要拥有呢？未曾拥有，也就永远不会失去。不过今天的旅行却很难套用苏轼的理论，因为在那个时代，他至少还能慢慢地坐下来怀古赤壁，当然也就“目遇之而成色”。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或许连仔细端详景致的时间都没有，也就只得将其统统拍下来。

    然后，这些照片所记载的命运也都统统如丰子恺的树枝一样，成为我们的人生过客，让我们永远惦念，却永远无法参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