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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54岁的黄力最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所大学应当给学生传递怎样的精神传统。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既拥有自由探索的精神，又有一分责任感，去考虑国家的需求，为社会做有用的事。”在办公室里，黄力一字一顿地与记者分享他所理解的答案。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这是一个依托于中科院各个研究所建立起来的专门研究生教育的高等学校。眼下，在中国科学院的110多家研究所中，许多科研人员正与黄力一样，琢磨着相似的问题。
“之所以要响亮地简称‘国科大’，就是要时刻提醒我们科学院的师生，要牢牢铭记国家赋予的重大职责和使命。”12月14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国科大校长白春礼在校内的一个颁奖典礼上诠释这个全新的名字，“国科大的更名，开启了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又一个新征程。”
新征程的背后，是沉甸甸的历史。事实上，更名以前，这所全国顶尖的科研机构已经在研究生教育的征途上默默践行61年，培养了十余万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这漫长的路途中，黄力所提及的精神传统，始终浸润着一代又一代科学院人。
就在微生物所里，两代科学家在过去40年间接力培育着一种特殊的菌株。他们在前人极少涉猎的科研之路上艰难求索。如今，被筛选出来的优异菌株已成为“点石为金”的魔杖，可以将石油废料转化成长链二元酸——这是当今全球需求量极大的一种化工原料。
而在距离北京约1000公里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里，这样的精神传统更是在一条紧密相扣的师生链中代代相传。30年前，正是在这里，杨学明接受了最初的启蒙。多年以后，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一度供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他毅然选择返回母校。
杨学明说，他非常享受在母校里潜心做“喜欢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他要完成肩上的使命——“培养人才”，将中科院独特的精神传统延续下去。
30年前，这里就为我提供了很高的起点
从入口处看，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实在没什么特别。这里没有高耸的大门、气派的石雕，只有一块谦卑的黑色大石，上面刻着研究所的全称。如果没有走进去，人们很难发现这里别有洞天。研究所依山傍海，盘踞着整个山头，山中曲径通幽处，是一幢幢院系小楼。
但更让人意外的是，这片山头里，眼下“藏着”1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事实上，自1949年成立以来，这里已经有14位科学家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两位科学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去年，从事化学反应动力实验研究的杨学明刚刚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今年，他又被任命为副所长。其研究成果7次刊登在世界顶尖学术刊物《科学》上。
时光回到1982年，第一次踏进这个研究所的大门时，杨学明对科学研究“还没什么概念”。那一年，这个从浙江德清农村走出来的小伙子只有20岁，刚从浙江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填报研究生专业时，他选择了“化学激光计算模型”这个专业，仅仅因为“化学激光”这个新奇好玩的字眼打动了他。
“浩劫”之后的中国，研究生教育当时也才刚刚起步。1978年，中科院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也就是国科大的前身，并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第一位工学博士、第一位女博士和第一位双学位博士。
现任中科院院长的白春礼院士便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首届毕业生。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研究生院虽然“校舍简陋”，却有着“名师教学，群贤毕至”的良好氛围。李政道先生专门到研究生院开设课程，王大珩、周光召、杨振宁、陈省身等一大批科学家也亲自来讲授课程。事实上，如今的国科大也依然保留着大师教学的传统。
杨学明当时的两位导师，亦是声名显赫的大师：一位是已当选为院士的张存浩，另一位是刚从美国归来、年仅35岁的朱清时。在导师的指导下，这个原本只是“被动接受书本知识”的年轻人开始“学着做点研究”。
他还时常有机会听到从美国、英国而来的学者的讲座，接触到“在国内其他地方根本碰不到”的实验设备。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台花费几十万美元进口的用激光测试分子光谱的“大块头”设备。
“30年前，这里就为我提供了很高的起点。”回想往事，杨学明笑着说。如今他还会不时想起自己的导师张存浩当年的一条建议：彼时在中国科学界，理论研究是主导潮流，但张存浩院士却颇有远见地意识到，“做实验，从实验中发现新现象、新方法”同样非常重要。
“这完全打开了我的思路。”杨学明回忆说。尽管他当时还不曾意识到，这个建议将对他的科研事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后来，为了做更精确的实验，他越钻越深，甚至自己动手，设计复杂精密的实验设备。
40年来，我只是执着地想把研究做好做强
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里，杨学明的实验室安在山顶上一座三层小楼中。楼房最近刚完成翻新，大门处建起一圈木围栏，仿似一座山间民居，显得平易近人。但每个进过实验室的人，都会惊讶得目瞪口呆，问起感受，通常只有两个字——“震撼”。
1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里，十几台激光设备常年打开着，射出带有神秘感的绿光。坚固得像保险箱一样的4个银色箱子里，是不同的分子束发生碰撞的实验场地。这些约半人高的箱子又连通着不同的气体罐，以及各式各样的探测设备。线路实在太多，统统铺在了天花板上。
“你不发展自己的仪器，永远无法观察到新的现象。”说起实验设备，杨学明双眼放光，极为兴奋。2001年，他刚从台湾回到大连的母校工作，就带领一批学生，亲手设计、组装起这些设备。这些国际领先的实验设备中探究的，是大自然中最基础的现象——化学反应中分子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的。
实验室中，杨学明的几个学生正上上下下地摆弄着实验设备。哪儿的螺丝松了，自己动手去修，哪儿的气体罐出了问题，他们又自己去研究。
“在这里一点都不像给‘老板’打工，就是在做好玩的实验。”理着平头、皮肤黝黑的肖春雷对记者说。与年轻时的杨学明一样，头一次踏进这个实验室，肖春雷就感觉自己的视野被完全打开了。
那时候，他还是一名本科生，通过交流计划来到了这个实验室。这个平日里“上课老打瞌睡”的男生，一下子被各种“神奇”的实验设备吸引了，变得精神抖擞。返回原校之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中科院的研究生，并最终实现了这个梦想。
“来这里以后，真感觉人生的轨迹彻底变了。”肖春雷说。他开始享受做科研的过程，没事就往实验室跑，总忍不住去看看“出了什么好数据”。“我找到了自己喜欢、并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情。”29岁的他已经想好了，今后的人生都会跟这些庞大的实验设备打交道。
而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陈远童已经度过了大半辈子的时光。今年，他已经72岁。精神好的时候，他还会像年轻时一样，带上黑色公文包，去实验室看一看自己亲手培养的菌株。这些从大自然中筛选出来的微生物，凝聚了两代科学家40年以来的心血。
陈远童第一次“认识”这些奇特的菌株时，还是1972年。早几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他，此时进入微生物研究所，跟随方心芳院士做研究。这位高个子、高额头的院士当时刚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研究进展——用一种特殊的菌株利用石油废料中的正烷烃，发酵生产长链二元酸。
长链二元酸到底有什么用？陈远童承认，当时的认识“很模糊”。大家只知道，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但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国外早已用化学合成法来制造长链二元酸，但技术一直对我国保密。长期以来，中国只能以昂贵的价格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方心芳希望能用全新的方法来制造这种化工产品。他亲自带领一群科研人员，到油田去采集菌株。大自然中的微生物多如牛毛，采集的过程简直是大海捞针。尽管不久后终于采集到第一个相关菌株，但更艰难的过程还在后头——培育优良菌株。
“这就像培养人才时的优中选优，要不断选出能转化出更多长链二元酸的菌株。”陈远童说。1986年，他继承了方心芳的衣钵，正式担任课题组负责人。在外人看来，这位科学家的工作单调而乏味：通过突变的方法获得许多菌株，从中筛选出优良品种，再不断地重复这一过程。陈远童粗略估计，过去数十年来，他挑选过的菌株已达几十万株。
但这位科学家从不抱怨，也从没想过放弃。“40年来，我只是执着地想把研究做好、做强。”当被问起坚持的理由时，这位头发花白、身形瘦小的科学家给出了这个答案。
当成果能为自己的国家所肯定，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方心芳与陈远童已经成功培育出能转化出单产80克长链二元酸的菌株。有人说，这个研究项目“做完了吧”。“什么叫做完了呢？”陈远童不同意。在这位科学家看来，科学探索的道路不可能终结。不久后，他就培育出能够转化出170克长链二元酸的菌株，消息传开，众人一片哗然。
一位美籍华人很快找到了陈远童，请他到美国工作，每年薪酬1万美元。“我们当时的工资一个月还没100元人民币呢！”陈远童有些心动。然而对方又提出，赴美工作时“必须带上菌株”，陈远童一听，就立刻谢绝了。
事后他对方心芳提及此事，这位前辈半开玩笑地对自己的爱徒说：“哎，现在谁出国不带个菌株啊？”那时候，出国热潮在中国方兴未艾，陈远童身边也有不少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工作，但考虑到“菌株不能外流”，他就留下了。
一年之后，方心芳与陈远童的原创技术就投入实际应用，第一条年产700吨长链二元酸的生产线在山东淄博正式启动。如今，这一产业已经朝着年销售额10亿元的目标进军，美国企业纷纷转向中国市场，购买长链二元酸。
“为人民服务，就是科研方向。”陈远童至今记得，这是自己的老师方心芳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在上世纪30年代，方心芳获得远赴比利时深造的机会。但得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立即中断了海外的访问研究，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毅然回国。直到暮年，他依然心系社会。据说，在他临终前几个小时，他还在和产品负责人研究质量改进。
早于1949年11月创始之初，中国科学院就肩负着“在尖端科学和科技应用当中把民族脊梁骨给撑起来”的重任。时至今日，“服务国家”早已成为一种无形的文化，伴随着国科大的师生。
2001年，还在台湾工作的杨学明应邀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访问，时任所长包信和院士单刀直入地邀请他回来工作。当时，杨学明已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终身研究员，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手下工作，可他始终在等待一个“回归”的机会。面对热情的邀请，杨学明不久之后就回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同时放弃了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
“当成果能为自己的国家所肯定，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7年之后，他的科研项目获得“200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并且是当年的同类奖项中唯一一个由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授奖的项目——面对来自国家的肯定，杨学明这样说。
培养一批优秀的研究生，也许这是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
“看到今天的你们，就想起30多年前的我自己。”在国科大更名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上，白春礼院士直视着新生们说，“那时的我，和现在的你们一样，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在那时，我们的学校刚刚成立，条件简陋，没有像样的校园校舍，甚至没有固定的教室。但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拥有着对知识的渴求、对理想的追寻。并且，从毕业至今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校园里萌生的志向和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尽管许多学生仍未直接感觉到更名带来的实质变化，但这所崭新大学的管理层早已摩拳擦掌，期待着在顶尖人才的培养上“有所作为”。
国科大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邓勇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正处于伟大的时代，大学不作出伟大的贡献，何以面对现实？”但同时他也承认，要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国科大仍有不足和短处需要弥补。
在微生物所所长黄力看来，要为国家培养真正的大师，最关键的是难以触摸、又无处不在的文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留意到大学校园里，无论在校园巴士上，餐桌上，还是咖啡馆里，人们都谈论着与自己研究有关的话题。
“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有这样的文化，那我们就成功了。”黄力说。他还盼望着，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位到研究所进修的学生都是“带着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来的”，不是仅仅为了尽快毕业而发文章。
“你不要发烂文章，要做真正重要的研究！”30年前，朱清时这样教育着自己的学生杨学明。那时候，两人风华正茂。1991年，朱清时当选为中科院院士，20年之后，杨学明亦然。
如今，杨学明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引导自己的学生们走向纯粹的科研之路。
只要不开会、不出差，杨学明总会出现在实验室里。他进到每个课题组，耐心倾听学生们在实验中遇到的困难，再提出自己的建议。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哇，这个有意思，可以做一做！”
就像当年朱清时手把手带着他做实验一样，杨学明希望，将自己对科研的兴趣传递给学生。
“也许我这辈子，研究上没有太大突破，但我可以培养一批优秀的研究生，他们以后的发展可能比我更好，那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成功了，也许还是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杨学明说。
而在北京的微生物所里，无形的精神传统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通过研究所新近成立的转移转化中心，方心芳与陈远童的科研成果转化成一批实实在在在的工业成品，有尼龙、麝香、润滑油、增塑剂、工程塑料、药物前体等。
陈远童一直记得，在30多年前的一天，菌株筛选突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年逾七十的方心芳兴奋得一整夜没睡着。“如果方院士看到今天这一切，肯定高兴坏了。”陈远童欣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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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国内最大的综合性微生物学研究机构，从事微生物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目前，该所已形成以微生物资源中心、科学研究体系和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为单元的“转化链”式科研布局。研究所以微生物资源、微生物生物技术、病原微生物与免疫为主要研究领域，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经过50多年的不懈努力，微生物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雄厚基础、强大实力和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微生物学研究机构，也是国内学科最齐全的微生物学专业机构。
网址：http://www.im.cas.cn/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简称大连化物所，创建于1949年3月,是一个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应用研究和技术转化相结合，以任务带学科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所。自建所以来，大连化物所造就了若干享誉国内外的科学家及一大批高素质研究和技术人才，先后有16位科学家当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3位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位当选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5人，“引进百人计划”39名人才。
网址：http://www.dicp.ac.cn/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作为综合性的国立学术研究机构，该院覆盖了数学与系统科学的主要研究方向。50余年来，研究院荟萃了我国一大批著名数学家和系统科学家，获得各种科技奖励近500项，其中包括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文俊)，4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华罗庚“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吴文俊“示性类与示嵌类的研究”、陈景润和王元等“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等“汉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等等。
网址：http://www.amss.cas.cn/
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
网址：http://www.ucas.ac.cn/
本报记者 陈倩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