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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责任体系的建设中，政府该如何定位？在不久前召开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这个话题引发了在场学者们的争论。有意思的这场辩论中的两位代表人物既是学者又是官员，他们是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
“在我国，社会责任最主要的承担者是政府。”吴志攀强调，“中国这么大、变化这么快，假如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后果很难想象。”他认为，过去中国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府干得很出色。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承担更大的、最大的社会责任。政府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仅是要做建立社会福利体系这样的事儿，更重要的是法治，政府的责任就是依法行政，做一个法制化的政府。”
吴志攀坦言，“我坐在北大的校长办公楼里，经常接到的电话，却是骗子电话。中国比较缺乏横向的信任，两个不熟悉的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起英美社会那样的信任。但是，我们国家确实有很好的纵向信任，就是大家相信中央、相信政府、相信国企。家庭成员相信父母，晚辈相信长辈；在单位里，群众要相信领导，领导也要相信群众。这种纵向信任，不管我们承认和不承认，都存在于我们社会。“要讲社会责任，首先就是政府要保持诚信，要严格地遵照市场的规律和法律法规来办事，要使广大纳税人能够相信政府，相信国有机构。中国政府官员被称之为父母官，政府好象是老百姓的大家长，家长说话就不能说假话，不能说话不算数，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也是几千年来的社会传统。如果破坏了这种纵向信任，人心肯定要涣散，尤其在信息社会，政府的一言一行，都能证明它有没有责任感，是不是负责任。只要政府把社会责任承担起来了，政府真正守法、信法、护法，我们的企业就会有更好的市场环境，人心就会稳定，也就会团结，人民都会跟着政府一起奋斗。”
然而吴志攀的老朋友、央行副行长易纲明确表示不赞同这种观点。在光华新年论坛上，易纲放弃了既定的有关国际收支平衡的演讲主题，而是着力阐述其对责任与价值观念的看法。他认为，“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应当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政府。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4项，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而中国的政府更应该强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如说我们的环境问题到现在这个程度，空气污染到现在这个程度，交通拥堵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政府应该管的事儿。如果说大政府，中国传统上确实有大政府。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府是计划经济30年的政府，那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府，它把人民的吃喝拉撒睡全都管起来了，从上学到就业，到生老病死都是政府管的。但是，怎么样呢？中国人民经受了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难。所以，一定要强调政府的边界和有限政府，政府依法执政的理念。从老百姓、人民、公民的角度讲，你考不上好学校，首先怪你自己，你找不着好工作，首先怪你自己，你投资失败，首先怪你自己。不能说上学也怪政府，就业也找政府，投资失败了也去找政府。首先应该问，你自己为社会做了什么，而不是社会为你做了什么？”
易纲强调，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责任有着不同内涵。作为央行分管国际事务的副行长，他发现许多国际上的专业组织非常希望中国人牵头做一些事，也多次发出邀请。而资本充足率、会计准则、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也都是由一些技术小组制定规则，之后各国逐步形成共识，共同遵守的。 “那么中国人能不能牵头这样的小组呢？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中国人现在很难派出人来牵头。现在体制内是官本位的，参加这些小组要有很强的国际主义精神。要白天黑夜地用E-mail跟人家联系。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人呢？我们这样的人很少。”
而在素以直言闻名的房地产商任志强看来，目前对社会责任还缺乏明确的定义。很多人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不能因为分工不同而独立，所以必须承担除自己本身之外的其他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企业，除了干企业的活儿之外，还得干企业之外的活儿，本来该政府干的，政府不干，就变成社会责任。真正的社会责任是要明确你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为此付出努力的一种责任。”
“为什么我们的国人买东西都想到国外买？吃东西不知道吃什么好？找保姆非常不放心？”这些问题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看来，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缺乏相互的信任和诚信。现在我们全面谈论价值观问题，核心是两个，一个是责任，一个是诚信。每个人对社会，对他人都有责任。“责任的核心在诚信。我们这个民族一直讲言必行、行必果，但是现在很多事情说得很好，做得很差。包括我们的一些政府、机构及企业。”
本报记者 潘圆 陶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