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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中旬的一天，贵州省威宁县新发乡民族小学教师刘习聪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县房管局一位干部来到学校找他：“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报道后，得知你们住在上世纪60年代的危房中，仍坚守在大山里教书，我们深受感动。县里特地立了一个项，把你们学校增补为特岗教师公租房建设学校。”得知这个消息后，刘习聪“喜疯了”，晚上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家人报告，还马上给报社记者打电话表示感谢。
看了这则消息，笔者不禁为新闻报道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叫好，但同时也感到整个事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一家中央媒体报道了一处大山里的教师生活状况，当地县政府看到了这则报道，在“深受感动”之后决定改造危房，这三个环节都充满偶然性。如果记者不选择这个地区，如果县政府看不到这则报道，或者即使看到了也置之不理，结果还会令刘习聪老师这样欢喜雀跃吗？
正是这种发生概率不大的偶然性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媒体报道固然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我们也应该坚持并积极推进媒体的报道广度和深度以及媒体的监督作用，但媒体的报道不可避免具有选择性，甚至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相比，媒体报道的范围也极其有限。如果一个社会中问题的解决完全指望媒体监督，那这个社会的运行状态就实在不令人乐观了。
实际上，从这个事件，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县政府看到新闻报道后才知道这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县政府离得远，乡政府为什么事先不知道？乡政府官员知道后如果无力解决，为什么不上报县政府？从这些老师原来在去留之间选择以及在问题解决之后的喜悦来看，他们没向政府反映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即使他们没反映问题，当地政府为什么不能主动看到问题？或许他们本来知道问题存在，假如果真如此，为什么不着手解决？事实上，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很明显：当地政府官员没有动机和压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解决问题的动机和压力呢？甚至没有了解情况的压力呢？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民主的缺失。我们不难发现，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地方民众是缺位的，有媒体的身影，有政府的决定，但没有当地民众的参与，没有他们的声音；作为直接当事人的刘习聪和其他老师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对他们来说，“好房子”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不是“自己想做就能做的午餐”；是意想不到的恩赐，而不是争取的可预期结果。
其实，比媒体更了解情况的恰恰是当地民众。任何地区的民众都百分之百知道自己的困难，知道当地政府应该优先解决哪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孩子的教育至关重要，教育使他们的孩子有可能跳出贫穷的大山，从而改变守穷的命运。如果教师的生活待遇没有基本保障，就会选择离开，或至少会因为生活所迫无法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最终导致当地的基本教育无法得到保障。如果有完善的民主机制，民众的意愿能够畅通地反映到政府官员那里，政府官员也面临政治压力，就不得不去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就不敢偷懒，不敢“不了解情况”了。
因此，对于解决当地问题来说，与媒体报道相比，地方民主机制能使任何地区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因为任何地区的民众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媒体的偶然垂顾虽好，但比不上完善的地方民主机制好，后者的可靠性即使达不到百分之百，那也能够比较接近。
北京行政学院法学部 牟效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