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写作在别处

    近日，《徐小斌小说精荟》（8卷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籍此之时，笔者采访了中国“女性主义”代表作家之一徐小斌。

    中国青年报：你创作的30年同步着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见证了中国新文学潮流的跌宕流变。以自身创作为“河边的路标”，你怎么评价中国30年文学变迁？

    徐小斌：从我自身的感觉，当然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狂欢的季节。有许多经典作品令人难忘：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恒的《伏羲伏羲》、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妻妾成群》、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等等，几乎每天都有惊喜，全社会的关注点都集中于文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改变了，传媒时代似乎不再需要深邃，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文学本身的价值也远远没有自我营销那么重要了。在这个时代坚持纯文学的深度写作，确实需要勇气。

    中国青年报：评论界以“特立独行”、“历久弥新”评价徐小斌作品，认为它们独立于文学潮流之外。你的独特性是如何显现的？

    徐小斌：所谓“独特性”不是刻意的。我认为，独特对于作家来说应当是正常的。因为写作是个人化的。只有内心不够强大的人才愿意抱团、从众，对文学不够热爱、不自信的人，才乐于复制。真正的作家都是热衷于原创吧。

    所谓“历久弥新”应当是指我作品中的超前性，这一点我承认。我有不少作品，现在的年轻人读起来都没有什么隔膜感。去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座谈我作品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评论家。他们说从中找到了“一直想找的东西”。如《蜂后》、《银盾》、《蓝毗尼城》等。有人甚至觉得，这些作品与英国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安吉拉·卡特有气质上的相似。

    其实，我写小说，每一次都是自我折磨。我给自己的规定是：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哪怕一丁点也不允许。所以每一次都为新的创意而绞尽脑汁。

    中国青年报：你的《羽蛇》被人认为是现代女性、女性生存与文化困境的寓言。你怎样看待作品中的“女性主义”？

    徐小斌：我不过是喜欢写女性。这是因为相比之下，我觉得女性本身比之男性，更复杂更微妙，也更丰饶。

    我很早说过，作家有点像演员，有的是性格演员，有的是本色演员。我大概算前者，每次写到某个人物时，我就会尝试去扮演他（她），我要去体验他（她）的内心世界，哪怕是一个魔鬼，我也要让他（她）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魔鬼”。《羽蛇》写了三年，准备了两年，我的其他长篇也都写得很慢。事实上，描摹人物内心世界的过程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这对于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自我折磨与获得快乐的过程。就像海涅的诗说的那样：“销魂的酷刑，极乐的苦痛，痛苦和快乐都是难以形容！”——当然，这种写作方式或许已经变成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方式。谁都知道，在当代，快餐加自我营销更容易获得掌声。

    中国青年报：中国女性作家多以“爱”为主题。但你的作品中却表现出“精神的搏击”，充满对社会的叛逆和对抗。这种“沉重”是从何而来？

    徐小斌：我从小就是个外表温顺、内心叛逆的孩子。充满与成人世界的对抗。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我竟然封闭在自己的房间里看当时被批判的禁书，读了大批的俄苏文学和法国文学，心里充满非常怪异的、完全与时代判离的不和谐音。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陀氏那种对人物内心黑暗与力量的描写让我震撼，这种沉重与我是相通的。沉重的来源自然是苦难。我们这一代人受了太多苦难，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我16岁去兵团，那个地方冬天的平均温度是零下40多摄氏度，最冷的一天是零下52摄氏度。简直难以想象，在那么冷的天气里，没有煤烧……我们为了生存只好到雪里去刨豆秸烧。夏天的时候“夏锄”，我永远落在最后，这就意味着吃不上饭。因为老牛车永远是拉到人多的地方送饭。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在那么强的劳动量下天天饿肚子干活，我是怎么活下来的，唯一的解释就是青春的力量吧。当时大家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听我讲故事。我把所有小时候看的书都讲完了以后，不忍心看到她们眼睛里的渴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有了编故事的能力。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你的作品有一个核心“神界”——颠覆俗界，恢复人的神性。这种追求与“社会性”和“大众化”直接的关系如何？你怎么理解“文学作品的大众生命力”和“文学本身的艺术生命力”之间的关系？

    徐小斌：这实际上还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分。

    多年前我也曾追求所谓“雅俗共赏”。但后来终于发现，所谓“雅俗共赏”是不存在的。

    比较起销量与受人关注的程度，我更关心的是文本的艺术生命力。其实在我不断转换风格的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甩掉一批读者，但是我依然坚持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有批评家认为我的作品是“写作在别处”。这个“别处”，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神界”或者“精神之域”吧。因为我从很早的时候就营造了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每当我感觉到现实生活的压抑和丑恶，就会进入到自己的世界中去。

    中国青年报：如果世俗利益和你所一贯坚持的艺术性之间发生了冲突，当这种冲突将你逼仄到最后一步时，你何去何从——妥协，还是坚持？

    徐小斌：当然是坚持。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世俗利益的代价，但是并不后悔。

    中国青年报：你最新作品《天鹅》是遵循以往的创作路数还是有所突破？

    徐小斌：《天鹅》是我所有长篇里写得最纠结的一部，从构思到完成长达七年之久，简单地说就是写了拜金时代的纯真爱情。这种正面抒情的写法还是第一次尝试，加上写的是一位音乐家，所以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天鹅》应当是我作品中最好读的一部，我努力拿掉我比较擅长的华丽句式，希望它能成为一部返璞归真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