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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7日，公安部，云南省委、省政府在昆明海埂会堂召开“10·5”案侦破工作表彰大会，表彰案件侦破工作有功集体和个人。
CFP供图
“快了，13名遇难同胞，伟大的祖国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公诉人、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副处长邓水云在法庭上宣读“10·5”案件起诉书时，铿锵有力，被外界形容为：“激荡人心、大气磅礴”。
此前，专案组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四个字：“扬我国威”。参与办案的每一位成员肩上，都承载着重担。
重温“10·5”案件，邓水云感慨万千：“这个案子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司法主权，从侦查、起诉到审判，都是一个极具里程牌式的案件。我们依法执行糯康犯罪集团4名主犯死刑的时候，正是我们中国司法机关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所有参与的办案人员不是苦，不是累，而是如释重负。”
“1840年，中国失去了司法主权，很多案件要由外国的领事裁判所决断。到了1949年，中国实际才收回了司法主权，在这个时候，如果外国人在中国国内犯罪，中国的司法机关将依法对侵犯我国公民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在域外对我国公民实施侵害的糯康犯罪集团被告人，最终能在我国境内审判，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参与“10·5”案件的张维婷检察官说。
据“10·5”案件二审出庭公诉人、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殷灵介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时，这个案子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两头在外”：犯罪分子是外国人、犯罪地点在国外。那么，此案的侦查权就涉及他国司法权，所以，侦查机关取证很困难。有相当一部分的证据缺失，是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如现场勘查、13名遇难同胞的遗体检验报告、枪支枪弹的痕迹检验、相应的毒品物证和鉴定结论。
殷灵说，为获取证据，不单单是通过谈判，让跨国警务司法合作机制发挥重要作用，更需要通过“智慧的较量”，才能顺利地取得和移交证据。
殷灵举例说，对于糯康国籍的认定就很费了一番工夫，抓获糯康时，糯康宣称自己有老挝的身份证，也有在泰国的相关身份证明材料。
围绕糯康身份的问题，殷灵两次去缅甸取证。“我们的司法机关有能力查明这样一个犯罪集团对中国公民犯下的罪行。首先，你得查明他们是些什么人，是什么国家的人。查明以后，还得通知嫌犯所在国的领事馆、近亲属，保障他享有相关诉讼权利。”
然而，糯康身份的查证极其困难。在缅甸，该国国民户籍查询过程极其费力。在取证时，殷灵明显地感觉到对方“心有芥蒂、心存想法”，不愿意把糯康交给中国来审判。
“但我们起诉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推敲和检验。”昆明市检察院公诉四处主诉检察员李凌则自信地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10·5”案件的办案人员一致认为，在中国的法庭上审理糯康犯罪集团，开中国司法的先河。
第一，双边的证据交换开先河。首先是外国证人出庭作证，这是国内第一例。作为控方证人，中国司法机关请到了10名泰国警察、3名老挝警察到法庭作证。13名外国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了糯康犯罪集团勾结泰国不法军人枪杀中国船员铁一般的犯罪事实。在对外国证人的保护上，中国的司法机关采取了以下有力措施：专门设计了证人出庭作证的视频室；对证人进行编号，对需要特别保护的证人，在作证时采用磨砂玻璃遮挡面部；法庭以不公开的方式对证人进行身份核实，严加保密。
在一审第一天下午，法院曾经休庭了一个半小时，专门来核实13名外国证人的身份。在核实了证人身份以后，法院不以证人真实姓名来传唤出庭，而是以编号的形式按顺序传唤出庭作证。
同时，中国司法机关也向泰国警方提交了近百份糯康犯罪集团和不法泰国军人相互勾结的证据材料。这些材料也有利于泰国对不法军人的审判。
第二，在中国的法庭上使用同声传译（包括少数民族语言），这也是国内第一次。为此，办案部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对翻译人员的训练和器材的准备等。
第三，中国和有关国家互相配合审讯。老挝、泰国和缅甸的工作组先后到中国来，对羁押的几名被告人进行审讯，中方也派员到缅甸对相关的涉案人员进行了审讯。
“如果泰国方面需要我国派员出庭作证，我们也愿意配合开展司法合作，严厉打击这样的刑事犯罪。”殷灵说。
本报昆明2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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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