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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李国海最近一直在全国两会报道里寻找有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展。
这个来自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小伙子曾经制作过一条动漫短片：一头粉嘟嘟的小胖猪去跑审批，跑了8个局，盖了无数章，最后呼哧带喘地趴在秤上，一下累瘦了70公斤。这部短片后来被挂在了顺德的政府网站上，一天之内就被点击了6万次。
这一个个公章背后是一项实行了几十年的制度——行政审批。过去一年，正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顺德区前前后后共清理出546枚应该减压的公章。
2002年大学毕业的陈珊一直想办一个网购公司，但是3万元的起步资金，以及繁琐的审批手续，让这个梦想显得遥不可及。然而去年5月，顺德区在全省率先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陈珊也成为零资本注册的第一个受益人——去年5月4日提出申请，当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然而“让公章不再旅行”并不容易。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将此概括为“以革自己命的勇气使政府职能归位”，他强调：“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改变传统的状况，这种情况是小平同志当年指导国家的机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时就指出的弊端，就是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就是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则向中国青年报记者直言，当前的行政审批模式脱胎于计划经济，普遍“重审批、轻监管”，这势必会令政府有“越位”和“伸手”的冲动，用行政的方式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
年轻的李国海对于“行政审批”这个词并不陌生。小时候，家里要开五金店，哥哥去办注册，结果“搞了很久很久”。当时李国海觉得，办证要交许多费，要等很长时间，“如果没有关系时间就要更长了”。
他并不知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实早已起步。早在2001年10月，国务院便成立了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这一年，加入WTO被视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契机。如今，行政审批改革已经走到了第12个年头，国务院已先后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近七成。但直到现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审批项目还有1000多项，而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项目则多达1.8万项。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曾表示，自己调查了6个项目，如按程序把所有的审批走完，需要310天，“如果企业都这样干，黄花菜早就凉了。”
对于这项改革的前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持谨慎乐观态度。在他看来，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就像一个标尺一样，可以衡量政府是否真正有勇气完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
他回忆，有一次开会，有的人说改革30年，中国不可能倒退了，当时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谁说不可能，想回就能回去”。在王名看来，任何一个政府，都有将所有资源掌握起来的内在动力，一旦有机会就容易表现出强烈的往回走的冲动，“但改革不能半途而废”。
2004年7月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最大的用意就在于让政府“收权”。相比于原来的许可泛滥，《行政许可法》规定，能新设许可的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去年10月，《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出炉，314项行政审批项目将被取消或调整。《决定》强调：“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不只是广东，这场行政审批的攻坚战已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不久前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指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领域，也是刺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僵局的利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
王名认为，改革继续推进的关键在于“地方与地方之间应该形成竞争追赶机制”，而中央则要“给出方向并保驾护航”。而迟福林则更看重“让整个审批流程做到公开透明”，因为当暗箱操作不存在了，“行政审批背后的利益没有那么大了，也就没有人抢着上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只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济体制等各项改革都在逐步深化。这种变化不只在文件里，更在每个人的生活里，它与每个青年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如李国海所说：“也许创业会失败，但我还可以再来一次、两次、三次。市场自由一点，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头再来的成本也就小一点。”
在他关于行政审批改革的动漫作品中，改革前，每个政府官员都穿着救生衣，使劲在海里划船；改革后，官员们拿起望远镜，成了掌舵人。
在视频的最后，这个崇拜乔布斯的年轻人将这场改革比喻成一个“苹果”，大结局是：整个中国地图上都长满了苹果——这些苹果正是改革结出的硕果。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本报记者 林衍 林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