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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进宽管”向“宽进严管”改良
陈珊自己也想不到，她竟成为享受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商事登记”改革红利的第一人。她以零资本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也拿到了全省首个商事登记营业执照。
去年5月2日，刚生完孩子不久的陈珊，委托自己的房东余仲文去顺德市场安全监管局办理公司登记手续。仅用半天时间，他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余仲文说了两个字：“顺畅！”
陈珊只是享受这一改革举措红利的众多市民之一。据统计，2012年5～12月，顺德区共办理“商事登记”公司1586户，和改革前相比，全区新设立公司月均增长28.4%。
在市监局行政审批科科长梁伟强看来，启动“商事登记”改革，是顺德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2009年顺德大部制改革之后，市监局承担了“八个大盖儿帽合成的一个大盖儿帽”。这个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大局”的部门，梳理出行政职能多达1327项，其中关于企业前置审批的事项，占了很大一部分。
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制不是终点。2011年，顺德区委办公室印发文件，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发布了具体实施方案。市监局抓住机遇，“及时推进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梁伟强说：“我们是想用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制度的问题。”
新的商事登记政策，允许企业零成本注册，也放宽了经营场所登记条件，营业执照被简化为商事主体的资格凭证。陈珊注册自己的公司时，分文未缴，以租来的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住宅用房作为办公场所，这在改革前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改革试水半年后，国家工商总局下达批复文件，“同意在深圳等市区开展商事登记改革试点并调整营业执照部分内容”。梁伟强清楚记得那是在2012年11月23日，“这份文件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已经盼望了很久”。
随后，广东省东莞市、深圳市、珠海市也启动了商事登记改革试点。“这项改革实施后，深圳一定会出现很多新奇的小公司。”长期关注商事登记制度问题的广东律师官金福表示。全国人大代表、金山软件公司董事长雷军则说，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变化“远远超出想象”。
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批复，顺德进一步扩大商事登记改革范畴，把“商事登记”的受理范围从有限公司扩展到除股份有限公司、外资及台港澳工商户以外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在降低了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的同时，顺德建立起“宽进严管”的市场监管制度。据市监局常务副局长温雄介绍，在大部制的基础上，市监局统筹了原来8个部门的监管执法工作，“彻底解决了针对同一经营者不同部门‘重复执法’的问题”。
余仲文对“严管”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在帮助陈珊注册公司之后不久，自己也注册了一家商务服务公司。他说，“宽进”是国家对国民的尊重，反过来国民也应该尊重法律与规则，“严管，并不是苛刻”。
从“物理反应”向“化学反应”纵深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只是顺德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在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闵乐萍看来，它却是“最耀眼的一个环节”。
2010年5月，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口，挂起一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牌子。这个办公室由闵乐萍挂帅，开始研究如何在大部制改革带来的“物理反应”的基础上，向“化学反应”深化。
审改办联系了国家行政学院共同研究这一课题，在经过多半年的论证、设计之后，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意见》，并附了一份改革实施方案。方案长达35页，对改革的对象和范围、清理的原则和步骤等都作了明确要求。
“方案做得很细，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看到方案的要求，就知道改革的路径是怎么走的。”闵乐萍说。
意见出台不到6个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在听取顺德改革情况汇报后表示，要明确减少哪些权力，拿出“干货”，真正为市场经济的发育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顺德真的拿出了“干货”。 区里总共梳理出行政审批事项1597项，其中向省政府提出建议取消和优化的事项达548项，约占三分之一。而在其他一些地级市上报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中，有的总共不过二三十项。
“当时顺德在省里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许多顺德官员现在想起来仍有些激动。
在这份清单中可以看到，像区文体旅游局的地方性体育赛事审批、区经促局的申领酒类零售许可证审批等190项，因为“审批的必要性已逐步灭失，没有实施意义”，而被建议直接取消。同时，像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的采矿权新立登记等，因为顺德没有矿藏，不存在审批对象和环境，也被建议清理。
此外，还有118项被建议取消审批加强监管，有37项被建议将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有44项被建议压减审批环节，另有123项被建议放宽审批条件、创新审批方式。
然而现实的困境在于，优化调整方案里的这548项行政审批权限，多为国家或省这一级别。正如顺德人坦承的：“以我们的行政级别，改革的自主空间其实很有限。”他们现在还在等待省里的批复。
顺德并未止步于这样的困境。在自己的地级市权限内，行政审批改革继续悄然推进。刚迈入2013年不久，区政府就下发了第一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目录中的198项行政审批事项中，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接受境外捐赠审批、举办人才交流会审批等被直接取消。
除了削减和压缩政府权力，顺德区还将一些审批管理事项下放到镇街。如今，市民的机动车办证、年审和出境签注等，在镇街一级就可以办理。“不会再出现某些节假日大批市民涌到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港澳通行证的场景了。”闵乐萍笑着说，“民众对这些很欢迎。”
“减”与“放”之外，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转移也在改革者的设计之中。中小企业促进会是在顺德经济与科技促进局的倡导下成立的社会团体，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承接了数项经促局的职能。
如今，在中小企业协会办公室的宣传栏里，明确写着所承接的政府职能，如企业家培养平台“顺商学院”的运作，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贷款项目的推荐及贷款贴息补助材料的初审等。
“中小企业促进会已经成长为沟通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协会秘书长谢驰告诉记者，“在承接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政府、企业、协会可以实现共赢。”
顺德星能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培能是受益者之一。他在参加“顺商学院”的学习之后，很受启发，改进了公司经营理念，连公司门口的对联也换成“明理能生财，人才是根本”。另一家参加培训的企业老总，则改革了企业结构，去年营业额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利润得到了提高。
从“大部制”向“后大部制”进化
在之前的大部制改革中，区教育局、公安局并没有进行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死角”。在教育局提供的一份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目录中，记者看到，在教育局总共59项行政审批事项中，34项被取消、6项下放，局里仅保留19项行政审批权限。
学校管理科科长温联洲告诉记者，目前中小学生的休学、复学、转学的审批权限都已转移给所在学校。学生不必经过镇街、学校、教育局一路审批，才能拿到相关证明，“只要学校同意，学生就可以完成相应手续”。
由于陈珊的户口没有落在顺德，按照现在的规定，将来孩子升高中和考大学，需回原籍参加考试。但陈珊对于办理相关手续丝毫不担心——和她受益于商事登记一样，“办事容易了”是顺德人真实享受到的改革红利。
龙山中学校长吴导对教育局的“放权”表示欢迎，“这不需要折腾孩子们了”。学校自然也受益，该校初中部的外来工子女占60%，每年都有四五十人因故转学。教育局将审批权限交给校方，大大减轻了学校的工作量。
不仅如此，学校拿到权限还有课程设置、教师聘任与培训等。之前，这些都需要经过教育局的审批。
特别是社会参与办学，教育局完全不予干预。龙山中学拥有自己的学校理事会，由当地的企业家、校友等组成。他们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并为学校提供资金与实践机会等社会资源。学校的相对自由独立，也调动了理事会参与学校建设的热情。
前段时间上海出现的“毒校服”事件，更让顺德人体会到了改革的效能。从去年7月起，顺德学生校服不再实行集中招标采购，改由市场化运营，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也不再承担校服的订购、发放等工作，“明确政府与社会的责任分担”。
按照新规，只要遵照校服的款式和标准，厂家可自由生产，家长和学生可以从商店自行购买。甚至曾有家长打电话询问：“校服能不能自己做？”教育局工作人员的答复是：“当然可以。”
顺德民众开始慢慢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大部制只是对一个架构进行重组调整，但是对百姓来讲没什么变化的。”有观察者指出，“而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划分出了政府和社会的边界，这才是老百姓实实在在能感受到的。”
针对在大部制之后开展的综合改革，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算是一个亮点。尤其是商事登记制度，让群众得到了实惠。
“顺德的改革是做出来的，也是逼出来的。”主政改革尖兵地区，梁维东不无感慨地说，“顺德今天碰到的问题，其他城市也已经碰到，或者很快会碰到。”
本报记者 宣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