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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上午，一拿到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崔大庸马上就把目光集中在方案的第四部分：不再保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看到这里，崔大庸委员心里踏实了，“过去，我们一个局，对应着上面3个局。3个‘婆婆’之间，发文往往不商量，工作经常协调不过来。”这名来自基层的官员告诉记者，“现在好了，少了一个‘婆婆’，以后的工作应该会顺当很多。”
崔大庸的这种感受，得到新闻出版界别众多政协委员的共鸣。对于这一关涉行业未来的机构变革方案，委员们将目光首先放在机构职能转变上。
全国政协委员、82岁高龄的书法家沈鹏首先发问：“‘必也正名乎’，这两个机构合并，到底有哪些益处？”
根据机构改革方案的表述，这一改革意在统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资源，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张丕民解释说，新闻出版和广电部门，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合，在对文化市场的监管整顿方面，又存在一定的空白，职能整合势在必行。实际上，在县市层面，这两个部门早已合并。
上述两个部门之间存在的职能交叉，甚至管理冲突，对广大新闻从业者来说，可谓感同身受。比如，国务院授权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核发记者证，但从2004年起，国家广电总局开始在广电行业核发《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从而形成两种记者证并存的局面，在行业内引发争议。直至2008年，“广电版”记者证才退出舞台。
关于机构改革的核心，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这样描述：“绝对不是简单的机构数的加减法，而应在合并后发挥新的职能。”
对此，机构改革方案主要起草者、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向外界表示，机构增减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打个形象的比喻，不仅要拆庙、建庙，更要让庙里的神仙换换脑筋，否则很多事情还是办不好。”
这一改革方案，得到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的赞赏。“改革的方向是对的。现在，无论是新闻出版，还是广播电影电视，都已经高度市场化，所以新的机构一定要进一步向社会和市场放权，减少行政干预。”
王旭明不曾料到的是，这一涉及广泛的改革方案，被改革的对象事先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邬书林委员、张丕民委员均向记者证实，关于改革方案，有关部门只是事先告知改革设想，并未公开就此征求部门意见。
对此，“被改革者”张丕民委员表现得很理解。“如果与部门商量，即使不是与虎谋皮，那也肯定相当难办，毕竟谁也不想‘被改革’。所以，改革就是顶层设计。”
全国政协委员、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马上附议，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今天，“改革要从上到下推动，注重执行效果，防止反弹”。
在赞同改革的同时，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商报报业集团社长黄扬略也指出：“这个新组建的机构，名字有14个字，叫起来太不方便了。”
新机构名字太拗口，几乎是在场委员的共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提出，名字这么长，是不是想把部门拥有的权力都表达清楚，谁都不愿意省略掉？
委员们建议，职能转变，离不开权力简化合并，改革不防从简化机构名字做起，“叫起来费劲，这也是难为老百姓”。
不管名字怎么叫，崔大庸已经品尝到这种机构改革的好处。“3年前，我们就合并了，之前涉及的几个部门的执法工作，现在也独立出去了。整合后，工作上明显好协调了，而且避免了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本报记者 丁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