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有的政府办事，往往先谈感情，再说点道理，最后才讲法律。”在北京代表团今天分组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振川的发言振聋发聩，“这样做，情理法的顺序完全错位，执政水平会越弄越低。”
这名北京市公安局原局长的提醒，赢得在场代表的共鸣。
引发马振川这番话的，是刘忠军代表讲述的一个故事。
刘忠军代表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外科主任、骨科专家。不久前，这家医院收治了一名心血管狭窄的外地病人。这种病，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手段，但存在术后不愈或病情加重的可能。术前，医院已经充分告知手术存在的风险，但这名病人依然强烈要求手术治疗。术后，刚开始恢复不错，但后来情况加重，病人最终瘫痪。病人马上叫来家人，占领了病房，并提出130万元的赔偿要求。
面对纠纷，院方建议这位病人走正规解决渠道：医疗鉴定、起诉或者医患调解机制。但病人不愿意走法律途径，“信闹不信法”，纠纷至今没有解决。
针对刘忠军代表反映的这一困局，干了一辈子警察的马振川代表马上建议，“他不愿意起诉你，你要去起诉他。面对这种干扰医疗秩序的非法行为，医生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至少赢得法理上的主动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工作报告中说，2012年共接待群众来访60.1万人次，比2007年下降75.5%。这表明，近几年，人民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取得成效。但“信访不信法”、“信网不信法”现象仍然存在，社会法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马振川说，“我们要形成一种习惯，不管碰到什么事，必须得维护法律尊严，依法解决问题。”
他接着分析，目前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碰到拆迁、征地、拆违等棘手的事情时，特别是碰到一些“钉子户”，为了达到赶紧了事的目的，政府往往喜欢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而把法律手段放在最后。长久下去，谁还相信法律？社会的法治环境怎么能好转？
谈及法治社会建设，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市长王安顺首先提起一种“社会浮躁焦虑”现象：现在大家都很着急，政府为了上项目着急，企业为了效益着急，各行各业的人似乎都很着急。“这种焦虑和社会的法治环境不佳有关。客观地讲，这几年，司法公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还比较薄弱。”这位曾长期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北京市市长分析说，这些问题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付出的代价。
王安顺建议，应该下功夫进行法制建设的普及和宣传，增强市民的法制观念，弘扬法治文化。“对一些棘手问题，有关部门应该理直气壮地执法，彰显法律的权威。”
他举例说，北京市房山区有一片违法建筑拆迁，业主们没有任何法律确权依据，矛盾很大，协调了好几年，最终政府还是赔了较高的价格。“这是不行的，将导致工作难以为继。”
面对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这位北京市长建议，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更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也感觉到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对司法不信任。“说群众法治观念淡薄，根子还在政府身上。建设法治社会，首先要从政府做起，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才能优化法治环境。”
王安顺代表建议说，要进一步加强司法公开力度，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都能感受到公平公正。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本报记者 丁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