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六十,上海某知名医院的妇产科“一把刀”终于成为一名相对自由、可以多点执业的医生。
他现在每天只需要做三四台手术,收入却比过去一上午做五六台手术的收入还高。他早上背着双肩包,蹬着越野自行车,戴上鸭舌帽和墨镜,从家里出发,半小时就能赶到附近几个执业点,做完手术背上包就走。
这样的生活,也是许多技术精湛的年轻医生期待的,这意味着增加体面的收入,赢得更多的尊敬,然而,“医生多点执业”的阳光却因为种种原因很难照进他们的生活。
2011年,“医生多点执业”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但这一话题的纷争从未停止:公立医院的院长担心医生种了别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民营医院的院长希望借“多点执业”的东风吸引更多客户。
一段时间以来,如何成为一名“职业人”而非“单位人”,成为医生关注的焦点。而现实是,“多点执业”制度放开后,敢于多点执业的公立医院医生寥寥无几。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很多有经验的医生星期五就坐飞机出去“走穴”,“偷偷地去,不是个例”。
他分析,医生还是一个“单位人”,在医院拿工资拿福利再去其他医院工作,院长怎么会愿意?
所以,这项政策至今看来仍然缺乏可操作性,依然是“看上去很美”。
黄洁夫分析,一是改革医生评职称、搞科研的机制,让民营医院、基层医院的医生能有更多机会;二是有必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设一个医生人才资源市场。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这个市场里,医生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市场还鼓励医生向基层流动,无论在基层还是在大城市,都能获得让自己更进一步的资源。
他举自己曾经在国外做医生时的例子说,许多国外医生一周在公立医院工作两三天,另外有两天在社区的诊所和医疗中心工作。医生们在公立医院是提高医疗技术,获得学术地位,但挣不了多少钱,更多的钱是在诊所和医疗中心里挣的。
面对这样的改革愿景,黄洁夫也坦言,大城市公立医院病源不缺,经验丰富的医生收入也很可观,这一群体缺乏改革的动力。“但医改要做的,是让所有医生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黄洁夫说,医生多点执业就是想为更多年轻医生拓宽追梦的路子。
黄洁夫坦言,医疗人才体制上的改革是个综合性问题,牵涉社保、劳动、教育、财政等部门,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改革,多点执业就是说说而已,医生追梦可能就少了条路。”